消息在华资中小圈层传开后，效应更为明显。
许多苦于缺乏门路、资金和技术，又对英资垄断心怀不满的中小企业主、贸易商、制造商，将余海东视为新的希望和标杆。
“海东集团”和“香江未来基金”的接待部门，接到的咨询与合作意向明显增多。
虽然余海东要求严格筛选，但这股“人气”的汇聚，本身就成为他博弈中的重要筹码。
一些原本摇摆的华资券商、建筑公司，也开始更积极地与周明华接触，探讨加入“华资基建联盟”或业务协同的可能性。
湾仔警察总署，李文彬也捕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氛。
他并非通过正式情报，而是从一些同僚私下的闲聊、以及处理涉及商业罪案时接触到的边缘信息中，隐约感到余海东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关联的层面，似乎有所提升。
一次，在向蔡元祺副处长汇报另一项行动进展后，蔡元祺看似无意地提了一句：
“那个余海东，最近风头很盛啊。搞了个大基金，还在新机场和英国人抢食。
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香江的水很深，光有冲劲不够，还要懂规矩。”
李文彬听出了话里的多层含义：
肯定其能量，提醒其风险，也隐含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甚至戒备。
他恭敬应答，未置可否，但心中对余海东的复杂观感又添一层。
他知道，这个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商人，其影响力正在渗透到更广泛的领域，甚至可能间接影响到警队关注的某些秩序层面。
而他手中正在艰难推进的“潜行者”计划，其目标社团的网络，与余海东的商业版图是否存在看不见的交集？
这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
香江的舆论场同样波澜暗涌。
几家嗅觉灵敏的报刊开始出现更加深入的评论文章，探讨“华资新生代的力量与责任”、“香江经济未来需要什么样的领军者”，虽未直接点名，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所指。
余海东“白衣骑士”、“香江未来投资家”的公众形象，在官方未直接背书的情况下，凭借其自身行动和越来越多人或明或暗的“解读”，被进一步塑造和强化。
一场看似普通的茶叙，犹如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层层扩散，影响着香江权力与资本格局的微妙平衡。
余海东本人，则站在漩涡的中心，清晰地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期待、猜忌与机遇。
他知道，自己接下来的每一步，都需要更精准的算计，更坚定的意志，以及，那么一丝不可或缺的、时代的运气。
北方更多的目光已经投来，但这目光是助力也是审视，是机遇也是考验。
他必须利用好这初步打开的窗口，让自己和“海东系”的根，扎得更深，更稳，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而这一切，都将在接下来更加白热化的新机场博弈，以及他必须持续推进的自身“净化”与转型中，得到验证。
1988年11月初，港府财政司及新机场发展局联合召开记者会，正式公布“机场快线”主体工程标段的中标结果。
当“由海东集团牵头，联合日本三菱商事、住友商事及本地多家华资企业组成的‘香江联营体’”的名字被念出时，会场出现了短暂的寂静，随即被密集的快门声和记者压抑的惊呼打破。
第二天，全港报纸头版几乎被同一条消息占据。
《东方日报》以巨幅标题宣告：
“华资历史性胜利！‘香江联营体’夺机场快线主导权！”
配图是余海东在不久前一次公开活动上的侧面照，眼神锐利，标题旁小字注解：
“年轻巨子余海东率队打破英资垄断”。
《信报》标题相对克制但信息量十足：
“机场快线花落‘香江联营体’，华资日资结合模式首战告捷”。
内文详细分析了联合体的技术方案、融资安排及本地参与承诺如何在其“综合评分”中取得优势，并指出“此结果标志着香江大型基建承建格局可能出现深刻变化”。
《南华早报》英文头条则带着复杂语气：
“机场快线项目本地-日资联合体意外胜出”。
文中不得不承认联合体方案“在技术细节和成本控制上表现出竞争力”，但也引用“匿名业内人士”观点，担忧“缺乏超大型项目总包经验可能带来的执行风险”。
街头巷尾，茶餐厅、写字楼、乃至巴士车厢，人人都在议论。
“厉害！真的给余海东做成了！”
“鬼佬这次没面子了，整天说我们不行，现在怎么样啊？”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做好，几百亿的工程，有的看呢。”
中小华商则倍感振奋，仿佛这一胜利不仅仅是余海东的，也是所有不甘被英资压制的华资力量的共同荣耀。
一些原本观望的企业，开始更积极地接触海东集团旗下的券商、建筑公司，或者尝试向“香江未来基金”递交项目计划书。
浅水湾别墅并未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