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在华资中小圈层传开后,效应更为明显。
许多苦于缺乏门路、资金和技术,又对英资垄断心怀不满的中小企业主、贸易商、制造商,将余海东视为新的希望和标杆。
“海东集团”和“香江未来基金”的接待部门,接到的咨询与合作意向明显增多。
虽然余海东要求严格筛选,但这股“人气”的汇聚,本身就成为他博弈中的重要筹码。
一些原本摇摆的华资券商、建筑公司,也开始更积极地与周明华接触,探讨加入“华资基建联盟”或业务协同的可能性。
湾仔警察总署,李文彬也捕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氛。
他并非通过正式情报,而是从一些同僚私下的闲聊、以及处理涉及商业罪案时接触到的边缘信息中,隐约感到余海东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关联的层面,似乎有所提升。
一次,在向蔡元祺副处长汇报另一项行动进展后,蔡元祺看似无意地提了一句:
“那个余海东,最近风头很盛啊。搞了个大基金,还在新机场和英国人抢食。
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香江的水很深,光有冲劲不够,还要懂规矩。”
李文彬听出了话里的多层含义:
肯定其能量,提醒其风险,也隐含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甚至戒备。
他恭敬应答,未置可否,但心中对余海东的复杂观感又添一层。
他知道,这个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商人,其影响力正在渗透到更广泛的领域,甚至可能间接影响到警队关注的某些秩序层面。
而他手中正在艰难推进的“潜行者”计划,其目标社团的网络,与余海东的商业版图是否存在看不见的交集?
这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
香江的舆论场同样波澜暗涌。
几家嗅觉灵敏的报刊开始出现更加深入的评论文章,探讨“华资新生代的力量与责任”、“香江经济未来需要什么样的领军者”,虽未直接点名,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所指。
余海东“白衣骑士”、“香江未来投资家”的公众形象,在官方未直接背书的情况下,凭借其自身行动和越来越多人或明或暗的“解读”,被进一步塑造和强化。
一场看似普通的茶叙,犹如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层层扩散,影响着香江权力与资本格局的微妙平衡。
余海东本人,则站在漩涡的中心,清晰地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期待、猜忌与机遇。
他知道,自己接下来的每一步,都需要更精准的算计,更坚定的意志,以及,那么一丝不可或缺的、时代的运气。
北方更多的目光已经投来,但这目光是助力也是审视,是机遇也是考验。
他必须利用好这初步打开的窗口,让自己和“海东系”的根,扎得更深,更稳,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而这一切,都将在接下来更加白热化的新机场博弈,以及他必须持续推进的自身“净化”与转型中,得到验证。
1988年11月初,港府财政司及新机场发展局联合召开记者会,正式公布“机场快线”主体工程标段的中标结果。
当“由海东集团牵头,联合日本三菱商事、住友商事及本地多家华资企业组成的‘香江联营体’”的名字被念出时,会场出现了短暂的寂静,随即被密集的快门声和记者压抑的惊呼打破。
第二天,全港报纸头版几乎被同一条消息占据。
《东方日报》以巨幅标题宣告:
“华资历史性胜利!‘香江联营体’夺机场快线主导权!”
配图是余海东在不久前一次公开活动上的侧面照,眼神锐利,标题旁小字注解:
“年轻巨子余海东率队打破英资垄断”。
《信报》标题相对克制但信息量十足:
“机场快线花落‘香江联营体’,华资日资结合模式首战告捷”。
内文详细分析了联合体的技术方案、融资安排及本地参与承诺如何在其“综合评分”中取得优势,并指出“此结果标志着香江大型基建承建格局可能出现深刻变化”。
《南华早报》英文头条则带着复杂语气:
“机场快线项目本地-日资联合体意外胜出”。
文中不得不承认联合体方案“在技术细节和成本控制上表现出竞争力”,但也引用“匿名业内人士”观点,担忧“缺乏超大型项目总包经验可能带来的执行风险”。
街头巷尾,茶餐厅、写字楼、乃至巴士车厢,人人都在议论。
“厉害!真的给余海东做成了!”
“鬼佬这次没面子了,整天说我们不行,现在怎么样啊?”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做好,几百亿的工程,有的看呢。”
中小华商则倍感振奋,仿佛这一胜利不仅仅是余海东的,也是所有不甘被英资压制的华资力量的共同荣耀。
一些原本观望的企业,开始更积极地接触海东集团旗下的券商、建筑公司,或者尝试向“香江未来基金”递交项目计划书。
浅水湾别墅并未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