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则在于，这些华人精英成分复杂，背景各异。
有的是长期接受英式教育、完全认同英式价值的“精英”，有的则是与内地有千丝万缕联系、立场微妙的“中间派”，还有的是纯粹的技术官僚，只认程序和专业。
如何分辨、如何接触、如何争取，需要极其精细的操作和深厚的人脉网络。
而且，港府整体的对华政策和对本地资本的态度，仍由伦敦和最高层的英籍官员定调。
底层华人的升迁改变不了根本方向，反而可能让局面更加复杂——
因为你不知道在具体事务上，和你打交道的华人官员，究竟有多大自主权，又代表了背后哪一方的意志。
此外，这种人事变化也可能加剧港府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决策混乱，给重大项目的推进带来新的变数。
“阿媚，”余海东沉思良久，轻声唤道。叶梓媚并未深睡，闻声披衣出来。
“年后，让周师爷和罗律师，重点梳理一下这份名单上的人。”
余海东指着简报，“特别是那些新上任的、年纪相对轻、有专业背景的华人官员。
然后用我们的情报网摸清他们的履历、人脉、政策倾向、甚至个人喜好。
不急于接触，但要做到心里有数。”
“好的，东哥。”叶梓媚记下，“那……我们之前的那些英籍关系，还要继续维持吗？”
“当然要。”余海东肯定道，“而且可能还要加强。
权力过渡是渐进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是双轨并行，甚至英籍官员在关键决策上仍有压倒性优势。
我们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对英资，该竞争的要竞争，该合作时也要能合作。
对港府，既要善于与新的华人面孔打交道，也不能丢了与原有英籍官员的沟通渠道。
这叫两手准备，双线并进。”
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提醒我们的人，尤其是大D和靓坤那边，行事要更加谨慎规矩。
港府华人官员比例上升，意味着本地执法和监管可能会更细致、更较真。
以前一些灰色的、靠人情面子能摆平的事情，以后可能行不通了。
一切都要向正规化、合法化靠拢。
他们刚拿了股权，身份不同了，更要爱惜羽毛。”
“明白。”叶梓媚点头，随即柔声道，“东哥，很晚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新年第一天，别太耗神。”
余海东点点头，窗外，零点的钟声早已响过，偶有迟来的爆竹声在远处零星炸响。
1988年，就在这表面团圆喜庆、底层暗流涌动的氛围中拉开了帷幕。
新的一年，余海东面临的将不再是去年那种全球性的、爆发式的金融风暴，而是一种更微妙、更复杂、更考验长远布局和精细操作的“换轨期”博弈。
经济复苏的步履维艰，新机场工程的攻坚克难，英资的防守反击，华资内部的整合与分歧，以及港府权力结构的悄然变迁……
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1988年独特的挑战与机遇。
春江水暖鸭先知。他这只无根无萍、全靠自己挣扎浮沉，最终在风口浪尖闯出一片天的“海东鸭”，必须比任何人都更敏锐地感知水温的变化。
调整自己的泳姿，才能在即将到来的、更深层次的权力与利益重新分配中，游向更广阔的深海，为自己，也为跟随他的人，打下不可动摇的根基。
山顶的“海东阁”灯火已经点亮，但那只是一个象征。
真正的战场，早已从金融市场，延伸到了会议室、谈判桌、政策文件乃至人心向背的每一个角落。
属于余海东和香江华资的“大时代”，正随着港府人事的悄然变动，翻开更加波澜壮阔而又暗藏机锋的一页。
香江的春天，中环的玉兰树悄然绽放，但香江警队内部的气氛，却如同维多利亚港上空的积云，看似平静，内里却酝酿着不易察觉的风暴与变迁。
这股变迁的根源，与港府其他部门类似，同样深深植根于《联合声明》签署后的大时代背景。
随着回归日益临近，伦敦方面在推动公务员体系“本地化”的同时，对于作为维持治安、确保平稳过渡关键力量的警察部队，其人事政策也出现了微妙而坚决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