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东听完，沉思良久。
不是意外，而是思考现在的局势是否可以提前实施他的最终目标。
他明白，日本这些大券商在股灾中损失惨重，尤其是一些持有巨额美元空头的银行正面临巨额亏损。
他们急需一切可以挽回损失、修饰报表的手段。
自己手里的日股空单和日元空头，对他们而言，既是风险，也是工具，可以用来对冲或进行复杂会计处理。
一个大胆、有些提前、并能绕开现金直接交易的想法，在他脑中形成。
他给吉米仔回了加密指令：“停止在价格上纠缠。向他们提出新的方案：
我们可以将大部分头寸，以‘技术合作与风险共担’的名义，协议转让给他们。
作价可以接近他们的65%，但不要现金。我们要换别的东西。”
“换什么？”吉米仔问。
“第一，日本在移动通信、半导体材料、精密机械方面的非核心专利技术授权，或相关技术团队的短期交流合作机会。名单我会让技术团队提供。
第二，他们在东南亚，特别是泰国、马来西亚的证券业务网络的部分准入权或合作优先权。
第三，几家核心日资银行，对我们海东集团未来海外融资的优先承诺额度。”
余海东的声音冰冷而平静：
“告诉他们，现金方面他们紧张，我们理解。
但技术、渠道、未来的信用，这些‘软’东西，他们给得起。
用我们账面上‘有毒’但可能帮他们平滑亏损曲线的金融资产，换他们捂在手里的、对未来有用的‘硬’技术和‘软’关系。
这对双方，都是在危机中腾挪资源，各取所需。
至于他们怎么在报表上处理这笔交易，让亏损‘消失’或变得好看，那是他们会计师的本事。”
吉米仔听得心惊，也豁然开朗。
这是跳出金融游戏，进行一场涉及产业、战略的复杂置换。
谈判地点从豪华的会议室，移到了箱根一家隐秘的温泉旅馆。
窗外是静谧的山水，室内是看不见刀光剑影的厮杀。
四大券商组成的联盟，派出的并非最高层，而是各自负责特殊项目、擅长处理“棘手事务”的常务董事。
他们说话总是留三分，点头哈腰的背后是寸土不让的决心。
当吉米仔抛出余海东“技术换头寸”的新方案时，几位日方代表明显愣住了。这个要求跳出了他们预设的金融博弈框架。
“技术授权……这涉及会社的核心资产，需要董事会，甚至主管产业的通产省的审议，非常困难。”野村的常务面露难色。
“那么，东南亚业务的合作优先权呢？”吉米仔追问，“据我所知，贵社在曼谷和吉隆坡的业务，也正受到当地资本崛起的挑战。
我们带着资金和……一些特别的本地经验进入，或许能打开新局面？”
这句话戳中了一些痛点。
日本金融资本在东南亚扩张并非一帆风顺，当地政商关系复杂。
一个像余海东这样背景复杂、手段灵活且拥有巨量现金的合作伙伴，在某些时候可能比日本总部派去的精英更有用。
更深的谈判在温泉池边的私密房间进行。
一位与大藏省关系匪浅的中间人悄然加入。
他话很少，但点出的关键却让吉米仔心惊。
“余桑的远见，令人钦佩。
但如此巨大的头寸，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起市场进一步动荡，进而影响到某些重要机构的稳定……恐怕不是大家乐见的。”
中间人慢条斯理地用毛巾擦着手，“用一些技术，换取市场的平稳，以及未来在重要领域的合作友谊，或许是更明智的选择。至于技术目录……可以谈。”
这已经是半官方的暗示：答应条件，大家都有台阶下；
不答应，可能会有非市场的麻烦。
吉米仔连夜请示香江。余海东的回复简短有力：
“可以适当让步。
优先获取移动通信基站天线、程控交换机部分非核心模块的技术资料和专利授权；
其次是半导体封装测试的某些工艺。
东南亚方面，至少要拿到野村在泰国证券合资公司的董事席位，以及大和在马来西亚保险业务的优先合作权。
至于那些银行承诺，要见诸于有法律约束力的备忘录。”
接下来的几天，变成了技术专家、律师和商业谈判代表的混合鏖战。
日方拿出的技术目录经过层层筛选和阉割，关键处总是模糊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