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因为对方表现出一点合作的意向，就放松警惕。
他的动机是什么？是纯粹的商业利益，还是别有用心？我们无法判断。
万一他是想利用我们的政策和资源，为自己洗白背景，或者进行其他不可告人的活动呢？这个责任谁来负？”
会议陷入了僵局。支持者看重技术和经济效应，反对者紧盯ZZ和安全风险，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一直沉默倾听的王老，终于再次开口。他没有直接表态，而是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抛开余海东这个人不谈，单就引进摩托罗拉移动电话生产技术这件事本身，对我们国家的电子工业发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计委和工业部门的同志几乎异口同声：“利大于弊！这是缩小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好机会！”
王老点点头，又问：“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因为顾虑合作者的背景，放弃了这个项目，这些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通过其他渠道，需要多长时间，花费多大代价才能获得？”
工业部门的专家苦笑一下：“王老，实话实说，很难。
西方对高新技术出口管制很严。摩托罗拉这样的公司，如果不是想利用香江和内地低成本优势，以及看好未来市场，根本不会考虑技术扩散。
靠我们自己研发，恐怕需要的时间要以十年计，而且投入巨大。”
王老目光扫过安全部门的同志：
“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接下这个项目，有没有办法，在合作的过程中，既拿到我们想要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又能将你们所担心的那些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比如，限定合作范围，加强监管，核心技术环节暂时不放进来？”
安全部门的同志沉吟片刻，回答道：
“如果严格限定为零部件代工，并且建立严格的保密和监管制度，风险是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的。但需要特区方面和具体执行单位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监督。”
王老最后问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个余海东，有没有做过直接损害国家或者民族利益的事情？或者，有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他敌视我们？”
安全部门的同志摇了摇头：“目前……没有。他的行为，更多是香江社会内部资本的商业竞争。”
“嗯。”王老轻轻敲了敲桌面，做出了总结性的发言，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同志们，我理解大家的顾虑。安全问题无小事，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警惕。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GG开放。”
他环视众人，语气深沉：
“打开国门，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本身就意味着要与不同制度、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
这里面，肯定有风险，没有风险的事情，轮不到我们来做。因噎废食，不可取。”
“对于余海东这样的商人，”王老继续说道，“我们要讲原则，也要讲策略。他背景复杂，这是事实。
但我们更要看他的现实表现和发展趋势。他愿意与我们合作，将产业向内地转移，这就是一个积极的动向。
我们要做的，不是因为他过去可能有的污点就拒绝于门外，而是要通过合作，积极地引导他，影响他。
把他和他的资本，引导到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这本身就是统战工作和经济工作相结合的艺术。”
“我的意见是，”王老一锤定音，“这个项目，原则上可以批准进行前期接触和可行性研究。但是，必须加上几条硬杠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