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元年，四月末，金陵。
骆知祥这些外放官员陆续离京以后，朝廷上下并没有因此松一口气，反而更忙了。
因为这批人一走，就意味着大明真正开始从吴藩时代的军政体制，向一个天下国家转变。
这不是换个名称，改个年号，把吴王宫改成大明皇宫就好了的。
其实这也是某种对现实和局势发展的真实应对了。
此前吴藩时代，吴藩或者准确来说保义军是纯粹的先军主义，节度军府压一切，军务为先，钱粮为先，打仗为先，凡事只要能支持军队向前推进。
可以说，安全需求是保义军的最高也是最紧切的需求。
而按理说，如今大明已立国了，南方全境基本收入囊中，中原大半也已经归附，三川、凤翔、徐兖、汴宋都在不同程度上向金陵靠拢。
这种情况下，似乎先军制度还能继续下去，毕竟关中和北方依旧有大敌嘛，甚至因为体量大了，可以保持这种制度的常态化。
而军队是最支持保持过去制度，认为很好嘛，没必要改变。
甚至认为现在就距离统一天下还有一口气了，如何能松？就算百姓有点苦，那也是苦一阵子，后面就是好日子了。
这当然是军队是这个制度的纯粹受益方。
以前即便是军、政分立，但实际上，地方刺史都是围绕军队去服务的，那服务和被服务这种状态就决定了，所谓的分立、均衡，那也是一种表面的。
但赵怀安却清楚，这口气还真就不能蓄上去了。
不是他要打压军队，而是军管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对秩序伤害性极强的制度。
是的，它的目的是建立秩序、维持秩序，但它的存在本身又会破坏秩序。
一个最简单例子就是，赵怀安现在非常清楚，此前前都督府高仁厚的部队分驻荆襄各州军管也差不多一年了，但除了秩序的恢复，实际上的成绩是乏善可陈的。
为何？不是说军队在这一年没干活，不治理地方，而是军队的做事风格和属性就决定了绝对强硬，太刚性了，不容下面有讨价还价的地方。
军队分拨任务，给下面的理由就是“前线急需”“军情紧迫”“战机不可误”便压下去了。
地方就算再缺粮，军府一句前线缺粮，便能将粮食调走。
州县说百姓刚刚归籍，还需要休养，军府一句征夫修路，便可把壮丁拉走。
有敢阻挠的，就说这是军机，谁敢延误。
这当然不是说军队上下全是坏人。
恰恰相反，保义军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这支军队的牺牲和纪律，很多武人是真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有资格这么说话。
可制度不能建立在“大家都是好人”的幻想上。
制度如果必须依赖于掌权者自觉，那就说明这制度本身有问题。
军队一旦长期凌驾于地方行政、财政和司法之上，那再好的军队也会慢慢变味。
因为人会习惯特权。
今日是为了打仗，先调一批粮；明日是为了修营，先征一批夫；后日是为了酬功，那能不能再占一片田呢？
一开始都是有理由的，但理由用多了，便成了规矩。
再往后，军府不需要解释，地方也不敢问，百姓更没有地方说理。
到了那一步，保义军和过去那些藩镇牙军有什么区别？
无非就是打的旗号更好听，纪律一开始更严罢了。
赵怀安最怕的，就是大明打着终结藩镇的旗号，最后自己变成了个大号藩镇。
而且先军制度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坏处，那就是它会天然压制文官体系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成长。
军府什么都管，地方官就会习惯于等命令。
出了盗贼，等军队来剿；缺了粮，等军府调拨；修路修桥，等军队派夫；甚至连断案，都要看驻军脸色。
这样久了，州县官就不会真正思考如何治理地方，只会变成军府账房和传令吏。
这在战时也许效率很高，可放到天下治理里，就是灾难。
因为天下不是一个军营，百姓也不是战士。
比如说征粮。在先军制度下，征粮就是军府要粮，地方想办法，最后压力一层层压到百姓头上。
这种情况好像和田税差不多，但实际心理上却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田赋有定额，有期限，有账册，有减免，有灾荒蠲免，还有不得额外加派的禁令，虽然一般也执行不到位。
但对于百姓来说，交税是某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他们天然就会服从。
还有征夫。
军管时，修路、运粮、筑城、搬运，常常一句军令下去，壮丁便要上路。
这在战时没办法，可平时长期这样，百姓就不敢安心耕作。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家中壮劳力会被拉走。
而常态制度下，这些其实就是徭役，但百姓却愿意接受了。
为何？还是同样一个原因，心理预期。
预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黄金更重要！
总说有恒产才有恒心，但有恒心才有恒产！
其实这就是管理的本质，管理就是管理人的预期，而好的制度就是让人心甘情愿去遵守。
其实赵怀安之所以要向天下国家转变，也是他已经从下面了解了众多的民众情绪。
赵怀安不是一个被理想冲昏头的人，因为他在两个人生的前六十多年，都是底层出身，所以他非常清楚老百姓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典型的例子，你让老百姓捐百万支持爱国，他双手支持！但你让他捐一头牛，那万万不行，为何？因为他真有一头牛。
现在大明这块就是这样的，以前日子苦的时候，大家一起苦，反正都是只能有一口饭留着，那上面要什么就支持什么。
但现在，情况变就变在，形势好了，地盘大了。
形势一好，老百姓手里有了余钱，就企盼更好的日子，你让他将自己努力攒下来的，再去全部支持上面，那嘴上愿意，心里是真不愿意。
而地盘大了呢，老百姓就对危险没认知了，也就是觉得和他没关系。
很简单，现在大明的战线已经推进到黄河一带，这里面是打生打死，和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来说，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以支持统一天下为理由去征他们的税，他们能愿意？甚至他们还会觉得，为了统一要过得差，那不如不统一算了。
这种心态不是什么素质不素质，道德不道德的，它就是人性。
你不能以个别的优势者为标准，去要求所有人，因为天下人的情况真不一样。
已经吃上三菜一汤的，和那些才恢复秩序的，就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强行要求如此，那就会动摇大明刚刚建立的民心和威望。
可反过来，要是将制度从先军制度向天下治理的常态化转变，那情况就不同了。
以税收的形式从各地收取钱粮，然后转头作为北伐的专用款，就成了一个不断刮肉却不痛的常态情况。
这和后世赵匡胤攒封桩钱一样，就是一点点攒下统一战争的本钱。
此外，常态治理还能把军队从许多不该管的事情里解放出来。
军队就是军队，它的本职是训练、守边、作战、保卫国家。
如果让军队长期管理地方，它表面上权力很大，实际上战斗力反而会被腐蚀。
一个将领天天想着地方那点事，那还剩多少精力用在军队上？
军队就是军队，它是守夜人，而不该是社会的中心。
这不是因为赵怀安不信任自己一手创建的保义军，而是因为他太了解权力。
权力只要不被边界约束，就一定会自己膨胀，这是它的属性，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
今天是为了方便，明天就是为了利益，后天就会变成理所当然。
到最后，连最初的好人都会被制度推着变坏。
赵怀安不愿意让这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最后变成他们当年最恨的那群牙兵。
所以他宁愿在统一天下之前，就把制度转型这件事做起来。
这当然有风险。
军队肯定会不满，甚至短期内，效率一定会下降。
毕竟过去军府一句话能办成的事，现在要户部核账，兵部发文，州县执行，御史监督，来回折腾，看起来慢了许多。
但赵怀安知道，这个慢是必须的。
快有快的用处，慢也有慢的道理。
大明不能永远停留在战时状态。
否则，哪怕它统一了天下，也会和当年大秦一样，因为停不下来，最后走向崩溃。
说到底，大明不是保义军了，也不是吴藩了，形势变了，阶段变了，那原先能是必要的制度就不合时宜了。
……
但要想以正经的税收来供养军队，并积蓄北伐的力量，那就必须先弄清大明现在有多少家底。
所以到了四月末，金陵城里的政事堂，几乎每日都是灯火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