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朝中范党势力，在赵祯看来确实有些过于强势了，倘若不是赵旸口口声声说杜衍、富弼、欧阳修，包括差强人意的韩琦，这些皆是能臣，他恐怕也要做一番制衡。
毕竟贤臣、能臣，并不意味着就是忠臣——甚至于，就算是忠臣，还要区分忠君之臣与忠国之臣呢，岂能任由一方独大？
正是基于这一点，赵祯才决定召回高若讷，增强宋庠一方力量，叫其与范党继续打擂台。
制衡，此乃帝王之术的基础。
稍后，待候在侧殿门口的王守规瞧见赵旸从垂拱殿正殿出来，打过招呼后带着蔡襄回到垂拱殿殿内，正好赵祯已写好了赦令，递给他吩咐道：“派人将这份赦令交给政事堂，若诸相公无异议，便叫知制诰颁发吧。”
“是。”王守规趁着接过的空档快速瞄了一眼，却也不敢表现出来，连忙派人送达。
而此时赵旸已转到了大庆殿一侧的政事堂，在询问过殿监后来到宋庠的班房。
此时宋庠正在屋内批阅奏札，忽然眼光余光瞥见门口有人影闪动，抬头一瞧，就见赵旸站在门口，冲着他做了一个怪异的手势：拇指与食指合拢，其余三根手指竖起。
三？
什么意思？
还未等宋庠反应过来，赵旸已消失在门外，这令他颇感哭笑不得。
当然，尽管看不明白那位小赵郎君的怪异手势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宋庠大致还是可以猜得到：即高若讷那事办成了。
果不其然，仅过片刻，就见文彦博捏着一份赦令来到他案房，语气微妙地对他道：“宋相公，官家发了赦令，欲召高若讷回京……”
“哦？”宋庠故作惊讶，起身从文彦博手中接过赦令，双目粗略一扫，便看到赦令上写着若干字。
『……诏：高若讷经略陕西有功，特召回朝，以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复为枢密副使，兼史馆修撰，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宋庠心下一合计，相较高若讷此前的官职，多了一个史馆修撰，多了一个御史中丞。
如今文彦博为史馆相，官家故意将高若讷塞到其手下任史馆修撰，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至于御史中丞……多半是用来制衡范党了。
宋庠不留痕迹地微微一扬，随即抬头看向文彦博，若无其事道：“不知文相公如何看待，宋某这边倒无异议。”
文彦博也不回答，目视着宋庠看似平静道：“高相公赴陕西两年余，之前官家从未提及，今日却有意下诏将其召回，宋相公不觉得奇怪么？”
宋庠神色自若道：“高若讷总归助小赵郎君平陕有功，之前不召回不过是陕西仍需有人收尾，倘若陕西诸事皆定，官家将他召回，又有何奇怪？”
“呵。”文彦博轻笑一声道：“你我皆知，朝中仅有一人可以说服官家……而那一位，如今正忙着治河，若无人提醒，恐怕也未必想得到，对吧，宋相公？”
宋庠轻笑道：“于文相公又有何损呢？”
文彦博盯着宋庠看了片刻，又看了眼赦令叫他感觉有些刺眼的“史馆修撰”四字，旋即目光移到“御史中丞”，再抬头看看宋庠，缓缓点了点头：“宋相公说的是。”
显然他也明白官家授高若讷“御史中丞”多半不是为了针对他，毕竟他也兼着右谏议大夫，相较之下还是那个史馆修撰让他觉得难受。
不过他也能理解，官家想要制衡嘛，就如同官家召高若讷回京朝，助宋庠制衡范党。
没错，在看了宋庠的反应后，文彦博大致已经猜到其中真相了。
于是乎，二人又请来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与韩琦，美其名曰与二人讨论官家这份赦令。
文彦博与宋庠固然精明，然范仲淹与韩琦也不迟钝。
二人一看诏令就明白怎么回事。
相较韩琦面色微变，情绪有些愤慨，范仲淹却显得颇为平静，在略一思忖后道：“范某并无异议。”
见此，韩琦欲言又止，但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没办法，近期官家日渐强势，甚至于刚刚收拾过封驳司，使朝中战战兢兢，除非他们政事堂诸相公能联合一致，问题是根本不可能。
文彦博最近倒戈官家，而宋庠乃“反范派”，又与赵旸走得近，变相地说也是“官家党”，这就两票了，刨除庞籍、田况二人一向保持中立，除非他与范仲淹旗帜鲜明地对文、宋二人对着干，否则只能默认。
于是乎，最终三票赞同、一票反对。
反对的正是韩琦，理由是他认为高若讷乃奸邪小人，不宜召回京中。
可惜，除非他能说服庞籍、田况二人支持他，要么说动朝中官员联合反对，否则难以扭转成命。
当日，文彦博以政事堂名义将这份赦令发至封驳司，而封驳司那边刚被裁撤，主官都尚未选定，自然不会驳回，于是顺利送至翰林院，送至曾公亮等知制诰手中。
而曾公亮等人显然也不敢违抗，按赦令起草诏书，派人送往陕西。
至于韩琦这边，事后他纠集了郭劝、王举正、张择行等几位御史，上奏劝谏，可惜皆被官家留中不发，不做回应。
于是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毕竟就算是韩琦，他联合一干御史上奏劝谏，也不过是表达心中愤慨罢了，毕竟诏令都发去陕西了，难道还能撤回不成？
至于赵旸，他在促成此事后便安心在家与司马光一同撰写治河章程，期间也曾在家中摆宴，邀请沈遘、范纯仁、钱公辅等人前来赴宴，将司马光介绍给众人。
司马光今年不过三十余二，岁数比文同还小几岁，更别说他在宝元元年（1038年）时就以十九岁之龄高中进士，毫无疑问的人中翘楚，故沈遘、范纯仁、钱公辅等人对其也是颇为尊重。
然而司马光的心情却有些复杂，毕竟他自进士及第后，辛苦磨勘十二三载，如今也不过升迁至从七品，再看范纯仁、钱公辅，皇佑元年（1049年）的进士，如今却已至八品，甚至于，三元及第的沈遘，如今品秩与他一般无二，皆为从七品，这让司马光如何不纠结？
他辛苦磨勘十二三载才到从七品，沈遘却只需二三年——甚至于严格来说只用时两年。
整整差了十年！
不过鉴于沈遘乃皇佑元年的三元及第者，司马光倒也心服口服。
四月二十九日，这部主要由赵旸主笔、司马光润色完善，且沈遘、范纯仁、钱公辅等人亦有参与讨论的治河章程终于写成。
看着司马光逐行逐字将当初赵旸口语化的表述改成书面化的表述，且遣词造句虽无浮华辞藻，然严谨、缜密，令赵旸不由地要竖起大拇指称赞一声：不愧是礼院出身！
次日，赵旸亲自将这份《总理黄河治河章程》呈至官家御桌，足足二三万字的章程，官家看罢亦大为称赞，又发至政事堂，交由政事堂诸相公过目。
鉴于是价值“远超”四百万贯的大工程，政事堂诸相公自然也不会因为不想得罪赵旸而故意忽略其中的疏忽，但一通看罢，即便是他们也再次刷新对赵旸的评价——之所以提到“远超”，那是因为政事堂诸相公在一看到“三百里”、“宽百步”、“深三丈”等描述后，就已经意识到此番治河的开销恐怕远不止四百万贯，只是谁也没有说破罢了，一来得罪赵旸，二来，治理黄河毕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且迫在眉睫。
五月初，做好书面准备的赵旸，即将动身前往澶州。
得知此事，朝中官员大为欢喜，恨不得这小子赶紧离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