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对优质文科人才同样渴求的兄弟院校，会不会闻风而动？
想想就让人头疼。
李振云心里叹了口气，这事说到底，复旦确实有点被动，有点“理亏”。
自家培养的顶尖苗子，差点被外人用更优厚的条件“诱拐”，本身就说明内部有些环节反应慢了。
这时，门口传来几声轻笑。
只见谭祁骧、王云熙几位老先生并未散去，反而像是“围观”完了关键部分，正乐呵呵地跟准备离开的李振云打招呼。
“李校长，谈完啦？”
谭祁骧笑眯眯地问，“小许可是个好苗子，咱们复旦的‘镇校之宝’之一，可得留住了啊！”
王云熙也接口道：“是啊，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学校多支持。我看成军那篇论宋代的文章，格局气象非同一般。王国维说治学有三境，此第三境也，谓豁然贯通，自得真知。成军此文，气象宏大，机理深邃，已非寻常‘灯火阑珊’之见，颇有自辟蹊径、立标设鹄之意，近乎‘开宗立范’的苗头了。这样的学生，几十年未必出一个，学校要珍惜啊！”
老先生用王国维的“境界说”来比拟，评价极高，既是对许成军的肯定，何尝不是对校方的提醒？
李振云听着，心里又是欣慰又是压力，只能连连点头：“各位老先生说得是，学校一定高度重视，妥善安排。”
他看了一眼在旁边微笑不语的许成军，心里明白，今天这关暂时算是过了。
难哦！
当家真难！有好苗子也愁！
没好苗子更愁!
……
3月14日，清晨。
料峭的春寒尚未褪尽，复旦园里梧桐枝头的嫩芽似乎也畏缩着，晨雾给熟悉的红砖建筑蒙上了一层灰白的纱。
许成军寻觅着新小说的灵感，这封笔的小一年时间足够他沉静了。
埋头在故纸堆里的日子，让他也清醒了很多。
穿越都穿越了，做点任性的事怎么了？
哥们就当人民艺术家～
诺文那玩意有就有，没有就拉到。
文学首先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
饶了一圈。
校园广播站照例在清晨七点开始播音，先是《东方红》乐曲，然后是新闻摘要。
只是今天注定不同寻常。
播音员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晰，但那字正腔圆的语调里，似乎多了一份难以掩饰的沉痛：
“新华社京城3月14日电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最早的d员之一矛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凌晨五时五十五分在京城逝世，享年八十五岁……”
消息如同一声闷雷，瞬间划破了校园的宁静。
端着搪瓷饭盆匆匆赶往食堂的学生们停下了脚步，蹲在宿舍门口刷牙的男生抬起了头，正在晨读的老教授合上了书本。
广播里继续播送着矛盾同志的生平贡献，以及那份感人至深的遗嘱：“……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作为设立一项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二十五万元！
在这个普通工人月薪不过几十元的年代，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这位文学巨匠，在生命最后时刻，想到的并非留给子孙，而是全部捐出。
这份胸怀与赤诚，让每一个听到的人，心头都像被重锤敲击，又像被一股暖流裹挟。
你可以说政治，你可以说功利。
但是中国确实只有一份茅奖。
25万的分量在1981年有多重已经不需要赘述了。
食堂里，往日喧闹的早餐时分变得异常安静。
学生们默默地喝着稀饭、啃着馒头，低声交谈着。
“矛盾先生……真的走了？”
“《子夜》、《林家铺子》……我们课本里还学过呢。”
“二十五万全都捐了……这才是真正的大作家啊。”
“听说去年秋天开作代会，先生身体就很不好了，还坚持要去……”
“风流人物....”
第八宿舍门口的黑板报前，很快贴出了校d委和团委的紧急讣告。
白纸黑字，简洁肃穆。
下课的师生们默默围拢过来，一层又一层。
没有人拥挤，只是静静地看，有些人摘下帽子，有些人扶了扶眼镜。
空气里只有早春的风穿过光秃枝桠的声响，以及压抑的、沉重的呼吸。
许成军是从系里赶回来的路上，听到几个学生议论才知道消息的。
他愣了一下，随即加快了脚步。
走到宿舍区，正好看到那围拢的人群和醒目的讣告。
他站在人群外围，看着那熟悉的名字和“逝世”二字，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
他想起去年冬天，《我在暧昧的日本》刚刚印出来的时候。
那天下午，宿舍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一个苍老而温和的声音从听筒那端传来，带着些微的电流杂音，却是清晰的：
“成军同志吗？我是沈燕冰。”
电话里，矛盾先生简短祝贺了他的新书出版，说了一些勉励的话，然后忽然道：“我琢磨着，给你这书题几个字罢。”
许成军连声道谢，俩人聊了会文学，那会老先生就已经气若游虚。
最后，他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很轻，却像穿过千里电话线，沉沉地落在他耳中。
“世人总说我沈燕冰，是政治功利先行，文学后行。”
老先生的声音缓了缓，仿佛在望向很远的地方，“可他们哪里懂得，我们这代人，是把血浇在纸上，把骨头熬成墨的。文章不是风月，是刀，是火，是惊醒麻木的钟。你们年轻一辈，路可以走得不一样，但根骨里的热血，不能凉了。要记得——文章合为时而著，却也要替那些沉默的时光开口。既要写给今天的中国看，也要写给百年后的子孙读。”
那时他握着电话，只顾着激动与感激，只觉得这是前辈大家的提携与教诲，虽觉话中意味深长，却未能完全体味那份近乎托付的重量——
和嘱托。
他把他许成军当做文学的未来。
此刻，站在肃穆的人群后，看着讣告上冰冷的名字，那通电话里的每一个字、每一声叹息，都忽然变得无比清晰，带着迟来的、沉甸甸的穿透力，一字一句撞回他心里。
那不是寻常的寒暄或勉励，那是一个走过世纪风雨、自知时日无多的文学老人，对后来者最恳切的叮咛，也是一份跨越代际的、关于“文学何以存在”的答卷。
风更冷了些，吹得讣告的一角哗啦作响。
许成军默立着，将那番话在心底又细细咀嚼了一遍，只觉得其中况味，此刻才真正开始泛起。
对于他这个“穿越者”而言，一个伟岸的名字从历史走到现实，又从现实消失。
矛盾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史课本上的名字，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一个连接着“五四”新文学传统、左翼文学血脉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巍峨身影。
他的逝世，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漫长而辉煌的章节，缓缓合上了最后一页。
那二十五万元稿费设立的奖金，像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被郑重地传递给了未知的后来者。
1981年，3月。
鲁郭茅巴老曹，除了最年轻的巴、曹，其他皆已风吹雨打去。
“许师兄。”旁边一个低年级的研究生认出他，轻声打招呼，脸上带着悲戚和茫然，“矛盾先生他……”
许成军点了点头，拍了拍学生的肩膀，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
安慰显得苍白，任何评价在此刻都显得轻浮。
中国文学又一簇光熄了。
他沉默了片刻，才说：“回去多读读先生的作品，就是最好的纪念。”
回到第九宿舍，楼道里的气氛也不同以往。
公共水房里，没有人高声谈笑；各家门口，收音机里传出的多是沉缓的哀乐或相关的新闻报道。
对门谭祁骧先生家的门开着，老先生坐在一把旧藤椅上，对着窗户，一动不动，手里拿着一本旧版的《子夜》，封皮已经磨损。
他听到许成军的脚步声，缓缓转过头，眼神有些空茫，叹了口气：“沈燕冰同志……也走了。‘五四’那一辈人，又少了一个。真正的风流，终究是雨打风吹去啊。”
话语里是无尽的感慨与岁月的苍凉。
章培横和黄霖连袂而来，面色凝重。
他们带来的消息更具体一些。
“听京城的朋友说，先生走得很安详。遗嘱是早就立好的，非常坚决。”
章培横低声道，“作协那边恐怕要忙一阵子了，追悼会，治丧委员会，还有这个奖金的具体设立章程……先生这是给后人留下了一道沉甸甸的考题啊。”
“何尝不是一份厚重的期许。”
接口，语气肃然，“二十五万，巨款。全部用于长篇小说奖励。这是在用最后的力气，鞭策和呼唤新时代的文学高峰，呼唤我们这个时代的《子夜》啊。”
他看了一眼许成军，“成军，你又开始写长篇，感触可能更深。”
许成军默默点头。
矛盾这一代作家所经历的波澜壮阔与艰难求索，后世之人难以想象。
这笔奖金不仅仅关乎金钱，更是一种文学精神的托付，一种对现实主义深度、对社会历史宏大叙事能力的殷切呼唤。
下午，系里召集了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开了一个简短的追思会。
没有过多的仪式，主要是重温矛盾的生平与文学成就，以及学习那份遗嘱的精神。
会上，一位中年讲师谈到去年第四次文代会上，病重的矛盾仍书面呼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担忧地提及“清除精神污染”的长期性时，几度哽咽。
大家静默着，感受到一种超越文学本身的历史责任与现实压力。
傍晚，许成军独自在校园里漫步。
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路过留园，听到有学生在凉亭里低声朗诵《蚀》三部曲的片段；走过图书馆，看见橱窗里已经有人自发摆上了矛盾的几部主要著作，旁边用白纸写着“沉痛悼念矛盾先生”。
一种庄重而哀戚的情绪，弥漫在初春的暮色里。
他知道，从明天开始，全国的报纸将会铺天盖地地刊登悼念文章，作协将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文艺界会掀起一波学习矛盾精神的热潮。
风更冷了些，吹得讣告的一角哗啦作响。
恍惚间，那风声里似乎还叠着另一个声音，苍老而执拗，像是从《白杨礼赞》的字里行间渗出来的，在这早春的寒意里，固执地重复着那句评断——
“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