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这个字本来就是“辅助”的意思。在战国时期，官职体系逐渐成形的时候，最高的官员职务一般被称为“相”。古代常见的所谓“王权”、“相权”，就是这个“相”。在秦国，相的完整称呼叫“相邦”。此外相邦有自己的助手，称为丞相，意思就是辅佐“相”。
吕不韦是秦国最后一任相邦，他倒台之后，秦始皇认为相权太大，于是不再设置，只让作为副手的丞相领导百官，削弱了相的权力。不过汉初的时候，这个职务又被恢复。只是为了避讳，改称为“相国”。
上古的时候，邦比国的出场率要搞一些。但因为刘邦对于中原政权影响太大，几乎一人就扭转了整个用词习惯。此后，“国”在正式用语里，就成了更常用的字。相国也因此成了最高官职。
汉朝的第一个相国其实是韩信，然后是曹参——虽然因为典故，给人一种通晓黄老之学的无为文士形象，但曹参实际上是个两次先登、受伤七十多处，破一百二十二城，灭二国，生擒两个诸侯王的超级猛男……这个时期，相国其实是军功阶层的奖品，而曹参当相国其实比萧何还早。
曹参之后，萧何任相国；再之后，依次是樊哙、周勃、萧何。萧何在第二次任上去世后，曹参第二个任期，才有那个“萧规曹随”的典故。曹参也去世之后，汉惠帝以找不到足够优秀、可以匹敌萧曹的继任者为由，不再设相国。可能也是和秦始皇一样的考虑吧。
吕后去世后，吕产短暂地担任了相国；吕氏覆灭之后，就完全没人担任了。下一个“汉相”，都得到东汉末年的董卓了……
汉朝之后，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逐渐向省部制转变。虽然也有“丞相”乃至“相国”之类的名称，但大多都只是对省部顶层高级文官的美称，逐渐成为一种非常设的高阶荣衔——直到大元开始“复古”了。
元朝不仅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大量丞相。甚至，还有大量太师，大量太尉什么的，而且很多真的有实际权力，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布置的。另外，丞相本身就是用来辅佐相国的，因此中书令这样的有左右丞不奇怪。但大元的丞相也有左右丞，这种“二次丞”，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当然，元廷自己很可能也不知道，毕竟他这些官名，颇有一些不同时代硬堆起来的感觉……
这种制度下，还失去了中央的管理，能产生多大混乱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原，大家都会为了各种名头，打出狗脑子。一般来说，谁打赢了，朝廷就会授予官职来笼络，因此，哪怕是起义军出身的人，都能设法获得大元的认证。而对元朝来说，这也是好事儿，毕竟比卖国更悲惨的就是卖了都没人收。朝廷还能当“周天子”，自己的合法性还能卖得出去，说明这大元的招牌还是有点价值，能够存续的。
当然，很多时候大家也会绕过朝廷，自己动手得了。像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就直接抢了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木儿手里的行省官印，然后宣布自己是左丞相。这样也可以的……
虽然这种直接动手抢官印的方式，看起来有点粗野，但对于大元来说，甚至都是官制发展进步的结果了。
要知道，早年的时候，元朝一个行省都不止有一方行省大印。因为元朝的行政区划也很乱，各个暂时或者常设的单位经常连来源、目的都不一样，就没有人进行统筹。朝廷有时候划了这个行省，有时候划了那个行省；有时候主官是平章，有时候是达鲁花赤，有时候又是各种丞相。朝廷长期放任，也直接躺平不管。
虽然搞不懂他们怎么想的，但结果就是，各个丞相、平章等官员，都能自己拿行省的名义发号施令。一个行省，甚至能政出十几门，十分混乱。
到了至元十九年的时候，忽必烈才设法压制了各地的势力，下令每个行省只能留一个行省大印，其余全部要收归中央销毁。此后，官印代表的权威体系才稳了下来。
所以，抢官印对大元都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方式了，因为至少有个官印给你抢。要是放在早前，可能都不知道抢哪方。或者干脆自己也刻一个得了，反正多他不多的……
这种环境下，很难想象行省官员们能形成什么“一致意见”。所以，爪哇岛上的行省衙门，虽然掌握着来自大元的合法性授权，但基本上什么正经事都不干，经常乱发一气。有时候是为了给自己亲近的地方势力谋取好处，有时候干脆就是故意使坏，给大家制造麻烦。而不管是土王，还是北方来的士绅豪商，都很依赖大元的名头进行组织，所以也拿他们没办法。
因此，能活过第一轮“比赛”的势力，做事都比较谨慎，不会给行省衙门留什么把柄，否则说不好会不会有人来找事。
满剌加因为地理环境优越，十分富裕，土王之前也通过掏钱活动，拥有了行省左丞的头衔。如果被他抓住机会，那么肯定会在武力和授权两个方向下手。这样一来，就非常被动了。
所以，商人们不但得做好防备，还得尽量展示出更强大的战斗力，让敌人和其他诸侯知难而退。否则，难免会被人认为虚弱，遭到更多人的攻击，乃至把巨港商团和他们的“义兵”武装，也给“开除元籍”——这事儿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因此，正是因为有先前的经验，巨港商团才做出了这种举动。也不能说人家颟顸荒唐，毕竟在他们的认知里，这已经是大元南洋赛区总结出来的“标准流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