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逻辑下，还导致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塞里斯人已经习惯了有个“天”和“天子”的存在。突然告诉你这俩都没了，很多人都是无法接受的。
让民众作为“神”，前提是民众得和神一样永远正确，而且乐意去承担对应的责任。但现实中，民众的素质显然达不到这个水平。并且，很多人宁可放弃一部分自由，也不想承担由自己主动进行选择时，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付出的代价。这样一来，就肯定会出现问题了。
这个情况，不止在传统思想浓郁的塞里斯，哪怕文明并不相同的法国，也一样如此。
在国王被推翻之后，为了同时推翻给“朕即国家”的君主提供合法性的天父，防止君主复辟，当时的法国人也在努力打击传统的宗教。他们转而宣传一种“理性崇拜”，就是不再拜上帝，而是转为拜“理性”等抽象概念。
随着革命早期行动的成功，“理性崇拜”也影响日盛，甚至可以看做当时法国的国家宗教。理性崇拜信徒改造了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各地教堂，把他们改名叫“理性圣殿”。还在各地捣毁十字架，摧毁墓地雕像，以示和十字教决裂，甚至专门设计了配套的节日和集会，进行宣传、庆祝。
虽然看起来，也是原本公教的模仿产物，但理性崇拜的推动者，坚持说它并不是一种普通的宗教。主导者之一的莫莫罗告诫追随者，理性只是个抽象概念，不是神灵，而是人自己的一部分。另一个领导者克鲁兹则直言：只有一个神，那就是人民。这些，都算是比较面熟的说法了。
但是，这个尝试的结果却不算太好。
理性崇拜导致了一系列混乱，一些人以此为名，违反教会推崇的道德，问就说自己在推行新的信仰，不受之前教条的束缚了。然而很多时候，脱离教条并不意味着进步，反而是混乱的开始。
就像儒家声称要“仁义”，结果有人反对儒家，就开始要“不仁不义”一样。不少人打着反抗教会的旗号，给自己违背道德的行为找理由。因此，许多人非常不满，指责它引发了放荡和堕落。而且，打击教会本身，就有很大的现实利益，但取缔公教教会的行动中，没收的各种产业，却并没有归还“人民”，反而被小部分野心家占据了。教会还知道做一些公共服务，而这些人却一毛不拔。
这些过激行为，招来温和派的很大不满。在温和派代表人物罗伯斯庇尔的主导下，激进派遭到清洗，莫莫罗等人被送上断头台。理性崇拜随之失势。
而在理性崇拜失控后，在罗伯斯庇尔的推动下，“至上崇拜”成了新的官方信仰。
定义上来说，“至上崇拜”基本就是个换皮的十字教。最大的区别，是把上帝换成了他们自己设定的一个“至尊者”。不过在这个信仰里，依然有教士，有信徒，有洗礼和祈祷仪式等。主持婚礼、洗礼、安抚民众的职责，也由教士担任。
他们做出的改动，主要是替换名字和经文，比如洗礼改了名字，叫“公民洗礼”，念的经改成了他们自己写的“共和国十诫”等。教义里面大量运用比喻，比如把集会叫“圣殿”，把家庭叫“教堂”，把父亲叫“主教”，把巴黎叫“真正的罗马”等等。
这东西的作用，制定者自己都说的很明白：一是要在内战和移除十字教之后，维持法国的统一；二是要保证国家对祭祀活动的绝对控制权。
而在当时的宣传画上，清晰地表达了这三个概念：“至尊者”，人民的主权，法兰西共和国。其他宣传资料则直接写道：“法国人民承认至尊者和灵魂的不朽”。
显然，这个时候，思想急剧越进的法国人，也开始有了“人给‘天’授权、‘天’给政权授权，政权管理民众”的朴素想法了。
不过这个状态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罗伯斯庇尔等人稀里糊涂地死于政变之后，至上崇拜连同大部分配套措施一起被取消了，法国也就回到了之前的状态。
类比一下，就像塞里斯人反对儒家的时候，也很难摆脱儒家影响，甚至连改革本身，本质上就在倡导完美的儒家理想一样。欧洲人的各种变革，也经常就是在希腊哲学和公教教义基础上进行，并不能凭空生成什么出来。
但是，大革命的影响也从来没有消失。而且，也不必因为这是个换皮公教，就觉得他落后。实际上，对欧洲人来说，能把公教教义玩明白，甚至通过释经、确定概念的方式，把教义运用好，已经是非常厉害的表现了。绝大部分地方，还不如他这边呢。
实际上，大家的水平参差不齐。甚至于，有些看起来像的地方，反而也只是表面上相似，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思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两个经典的文本里，关于人类天生权利的描述。
如果看原文，独立宣言里的那个著名句子，说的是：“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意思是：所有人被平等地创造出来，他们的创造者赐予他们特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人权宣言里则是：“Les hommes naissent et demeurent libres etégaux en droits.”意思是：人类天生并且始终自由，且在权利上平等。
绝大部分塞里斯人，对于十字教教义并不敏感，只看大概意思，就觉得似乎差不多。但从神性、神学的角度，或者从合法性授权顺序的角度看，这俩之间的差别，已经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
实际上，这俩虽然都被称为“十字教国家”，但他俩的合法性基础都不一样。比如《人权宣言》的授权部分，就直接宣称“En conséquence， il proclame， en présence de l’Etre suprême， la Déclaration suivante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在至尊者面前，宣告如下所述的，关于人类和市民权利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