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落伞在四百米的高度上张开，他在伞下漂了五十几秒，落在马特鲁港西郊一片硬质沙地上，膝盖在着地的瞬间擦破了皮，好在骨头没事。
塞缪尔斯在沙地上坐了一会儿。
他看着头顶的天空。天空里，他能看见拉塞尔少校的那架飓风，还在继续战斗。
那是这个二十岁的新兵，这一辈子第一次从地面看自己的长机继续作战，他在那一会儿里没有动，也没有哭。
他只是抬头看。
后来他在战后回忆里写道，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明白“长机“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
不是飞行学校里教官讲的“编队中位于前方的引导机“，而是一种愿意为你吼一嗓子的人。
拉塞尔少校在过去的二十二个月里，在英吉利海峡、敦刻尔克外海、英国本土上空，已经为不同的人吼过十七次。
那十七个人里，有十二个活了下来。
塞缪尔斯今天，是第十八个。
施泰因少校很聪明。
他在哈尔提希被击落之后，把剩下的七架Bf 109全部收紧到三千五百米的高度上，放弃了双向夹击的开局，改成了一种他被法国战役教过的“垂直挤压“战术。
他不再让飓风把他拖进二百四十米的水平盘旋。
他每一次和飓风进入水平接战之前，都会先用一次俯冲拉开八百米的距离，然后用爬升再绕回去。
俯冲，拉开，爬升。
俯冲，拉开，爬升。
频道里全是他的指令。
“全队，跟我。“
“七号，慢一点，别冲过头。“
“五号，你右后方有飓风，右后方，看见没有?“
“看见了，长官。“
“那就拉起来。拉起来!“
这种打法非常聪明，聪明到拉塞尔少校在二十六分钟里都拿他没有办法。
拉塞尔少校在频道里只在一个时刻说过话。
那是在第十二分钟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编队频道里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叫了一个名字。
“汤姆林森。“
“在，长官。“
“上去。“
“……明白，长官。“
频道里其他人都没听懂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只有汤姆林森听懂了。
汤姆林森，二十六岁，牛津贝利奥尔学院古典学系一九三六年毕业生，拉塞尔少校的学弟。
他在第十二分钟，带着自己那架飓风，从战斗序列里悄悄脱离，开始爬升。
他爬到了四千二百米。
四千二百米的高度上，有一道下午三点之后才慢慢聚集起来的、由地中海蒸汽形成的薄云带，厚度不到三百米，从北面海平面一直延伸到南面沙漠上空大约二十公里。
那种云层薄到几乎透光，但它够厚，足够藏下一架飓风。
汤姆林森在云层里压住油门，把发动机功率调到只够保持高度的最小水平，在云层那条二十公里长的薄带里来回慢飞。他的座舱里温度只有零下十二度，他的氧气面罩内壁结了一层薄霜，他的右手套食指尖端冻得发木。
但他必须在那里等。
他在等施泰因少校的某一次俯冲拉起，刚好把自己拉到云层下方那两百米的、最理想的射击距离。
那种距离需要时机，而时机，是一种你只能等、不能算的东西。
预判！
他和拉塞尔少校在过去二十六分钟里，用三个手势在编队频道里达成了一个非常古典的、几乎可以追溯到色诺芬时代的战术。把对方最强的那一个，从战斗序列里单独引出来。
引出来，然后从背后掀掉他的钢盔。
色诺芬把这种战术称作“诱引“。
一万希腊雇佣兵在公元前401年的库纳克萨战役里，用这种战术把波斯王居鲁士的精锐骑兵一支一支地从主战线里拖出来，在拖出来之后用希腊重装步兵的方阵把它们逐个吞掉。
那场战役，色诺芬亲自参加。
二十二个世纪之后，他的两位牛津贝利奥尔学院古典学系的后辈，在马特鲁港上空，用一万希腊重装步兵的战术，在三千米高空，做了一次完整的复刻。
施泰因少校的最后一次俯冲拉起，把他自己拉到了云层下方两百米的位置。
在那一秒，汤姆林森从云层里钻出来。八挺七点七毫米机枪在二百二十米的距离上，精确地把子弹打进了施泰因少校的座舱后方。
座舱后方，正是Bf 109的飞行员安全座椅靠背所在的位置。那块靠背只有八毫米的钢板做保护，设计指标只能挡住七点九二毫米弹头从五十度以上的钝角入射。
汤姆林森的子弹是从正后方水平打进来的，入射角零度。
那块八毫米的钢板，在这种角度下，挡不住七点七毫米弹药。
施泰因少校在被命中的瞬间，在编队频道里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几乎不像人声的“啊“。
那是他最后一句话。
他没有时间说“丝带“，没有时间叫别人跳伞，没有时间向哈尔提希道一句别。
他的Bf 109E在被命中后的两秒内开始失控，飞机以一种没有任何规避动作的、近乎被拍蝇子的姿态，从三千米的高度直直地坠落。
入海点距离港口码头大约一千八百米，水柱七米。
这下子德军频道里全乱了。
那位编号七号的飞行员先在频道里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长官?长官!长官回答!“
没有回应。
“……长官!施泰因长官!“
还是没有回应。
频道里有四五个声音同时开始喊话，互相覆盖，谁也听不清谁。
一个声音在喊“撤退“，一个声音在喊“找哈尔提希上尉“，一个声音在喊“哪个混蛋从云层里钻出来的“。
那位临时被塞进十一号位的菜鸟少尉，在频道里说了一句让其他几位老兵在战后回忆里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话。
“我们……我们现在听谁的?“
没有人回答他。
按照编制，第三大队的指挥权在那一秒应该转移到资历最高的那位飞行员手里，埃里希·哈尔提希上尉。
但哈尔提希上尉那时候，已经在英国驱逐舰“标枪号“的甲板上抽他那支烟的下半截了。
第三大队在那一秒，没有了指挥权。
剩下的六架Bf 109，在没有大队长、没有副大队长、没有任何高级别飞行员协调的情况下，只能各自决断。其中三架在五分钟内向南脱离战场，两架被飓风咬住后追入低空，一架在被两架飓风夹击之后用一次几乎自杀式的爬升撕开了一道缺口、勉强逃出战斗区。
那位临时被塞进十一号位的菜鸟少尉，在脱离战场的途中，用编队频道呼叫了三次“任何人，任何人，请回答“。
频道里没有人回答他。
他一路飞回了野战机场，降落的时候，他的飞行手套是湿的，他自己没有意识到那是因为他在三千米高空哭过一场。
到了下午六点的时候，马特鲁港上空的制空权，仍然挂在皇家空军那一边。
德军的账本上，九架Ju 87，六架Bf 109。
英军的账本上，五架飓风。
拉塞尔少校带着剩下的飓风，回到了三千米的巡逻高度。他在编队频道里清点了一遍剩下的飞行员的名字。
九个回应。
第十个名字，他没有念。
塞缪尔斯。
他在港口西郊那片硬质沙地上，正在抬头看自己的长机。
拉塞尔少校在内部通话器里，用希腊文，念了色诺芬第三章的最后一句话。
那句话在色诺芬的原文里，记录的是一万希腊雇佣兵在公元前401年从波斯腹地穿越亚美尼亚山脉、走了一年零三个月、跨过两千公里、丢了七千个兄弟之后，从一座山顶上看见黑海的那一秒，所有人嘶哑着喉咙喊出来的两个词。
“Θάλαττα!Θάλαττα!“
海!海!
底下的飞行员们都听不懂希腊文。
但他们都知道，拉塞尔少校今天没事。
斯图卡编队在没有命中任何一发炸弹的情况下抛弹返航。剩下的四架Ju 87，在踉跄地向南脱离战场的同时，还要面对一个新的、更现实的问题。
燃油。
那位副官在他们起飞前用红色铅笔写在飞行计算尺背面的那行字，“剩余:十五分钟“，是按照“巡航投弹加不进行机动空战“的耗油率计算的。
这十五分钟，他们打了一整场高速规避。发动机推杆全程压在最大军用功率甚至超过了军用功率档位。
油表指针在脱离战斗之后的第八分钟，就已经触底了。
剩下的四架斯图卡，在距离机场不到三十公里的位置上，先后熄火。
那位编号四号的Ju 87飞行员，在熄火前的最后一秒，在编队频道里说了一句话。
“二号，我看见你了。我跟你下去。“
二号机的飞行员回他。
“四号，你的左翼有烟，你先下。“
“……明白。“
两架Ju 87平稳地迫降在硬质沙地上，一架机鼻砸进了一道隐藏的沙沟，翻了个底朝天，飞行员从倒置的座舱里爬出来时摔断了左腕，另一架平稳落在一片硬地上。
那架平稳落地的Ju 87的飞行员，把电台用步枪枪托砸碎，用信号枪点燃了机身上残存的航空汽油，然后开始徒步向西。
他姓莱曼，和那位殉爆的卡尔·莱曼同姓。
他是卡尔·莱曼的弟弟，二十二岁，这是他第二次执行任务。
他在沙漠里走了大约四十分钟。在徒步的同时，他从随身的军用便携式无线电报里听见了哥哥那架斯图卡在两千米高空爆炸的消息。中队记录员用的是非常公文化的几个字。
“二号机，殉爆，无回收。“
“二号机“，那是他哥哥的座机编号。
他在沙漠里坐下，坐了一会儿。
太阳从他正面慢慢落下，把沙漠上每一颗石子的影子拉长成细细的、几乎平行的灰线。
沙漠里的温度差大得吓人，他坐着的那块沙地从四十度降到了不到三十度，再坐下去他会被冻在那一块沙地上。
他站起来，继续向西走。
太阳在他面前，慢慢落下。
他这一辈子第一次明白，一架飞机的编号，可以从一个数字，变成一个亲人。
拉塞尔少校在巡逻高度上，把驾驶杆扶正。
底下的港口轮廓在夕阳下慢慢拉长，十四英寸主炮的炮口阴影在码头上投下两道整齐的、像两根铁轨的黑线。
再往北，海平线尽头，有一缕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黑烟。
那缕黑烟在拉塞尔少校的座舱玻璃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几乎可以被忽略的污点。
但拉塞尔少校在飞机倾斜转弯的那一瞬，看见了那个污点。
他在编队频道里说了一句话。
“全队，跟我。我们送一送他们。“
九架飓风跟着他，慢慢向北转过去。
色诺芬当年看见黑海，意味着回家。
而拉塞尔少校今天看见的那一缕海平线上的黑烟，意味着另一支军队也要回家了。
只是那支军队回的是马特鲁港。
而那支军队里有三百辆流星战车，一百二十辆司事自行火炮，四十八门十七磅反坦克炮。
夕阳照在飓风的机翼上，把每一架的影子在地中海上拉成金色的、缓慢移动的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