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风沙似乎总也吹不尽这古都的铅华。
侯克明坐在办公桌后，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发出沉闷的“笃笃”声。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目光落在面前那份薄薄的制片预算表上。
“不患寡患寡而患不均啊……”侯克明在心里长长叹了口气。青影厂这块招牌还在，但内里的资金池早已不像当年那般丰盈，更像是一口即将见底的老井，周围围着一群眼巴巴等着分润一口活命水的“老人”。
那些资历深、关系硬的老导演、老制片，哪个哪个不是紧盯着厂里有限的资源？若是今天轻易批给了吴忧这个学生，明天那些老资格们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这间不大的办公室给淹了。平衡，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时候比艺术、比创新更重要。
坐在他对面的吴忧，却是一副浑不在意的模样。他自顾自地端起搪瓷杯，吹开浮在最上面的几朵干瘪茉莉花，小口啜饮着。
茶水泛着浑浊的黄绿色，入口是过于浓重的涩感，一点都不通透。吴忧撇撇嘴，心里嘀咕着这年头，真正懂茶、讲究茶的人确实不多，连侯厂长这等人物，日常也就对付着这种大路货。
他其实并不真的在意青影厂是否投资。钱，他自己有。这份底气，源于他那无人知晓的秘密。
时间回溯到1996年，一场无人知晓的意外，让吴忧的意识从遥远的未来回溯到了这具年轻的身体里。伴随意识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个如同与生俱来般烙印在他脑海深处的——AI。
那不是一个冰冷的程序，更像是一个拥有无限知识库和超强运算、学习能力的共生体。最初的震惊与迷茫过后，吴忧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办理休学。他背起简单的行囊，拿着一台相机，开始了近乎流浪的采风生活。
山川湖海，市井街头。他的足迹遍布各地，也曾深入那时正处于动荡前夜的巴尔干半岛。他抓拍下壮丽的自然奇观，也记录下动荡社会中的人生百态。
在这个过程中，他脑海中的AI被他逐渐开发和利用起来。从一开始的精准构图、标准曝光参数提供，到后来他逐渐学会如何用光影叙事，如何用瞬间的定格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和复杂的情绪。他的摄影技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速度，从“技”的层面，飞速跃升到了“艺”乃至“道”的境界。
1997年年初，吴忧在贝尔格莱德举办了一个小型摄影展，展出的正是他在巴尔干地区奔波大半年捕捉到的影像。
命运的齿轮在此刻转动，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位组委会成员恰巧路过，被那些充满力量感和预言性的照片深深震撼。不久后，一封邀请函送到了吴忧手中——邀请他参加1997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展。
在那座水城，艺术的光辉与历史的沉淀交相辉映。吴忧凭借一组名为《夕阳下的少年》的摄影作品，那组照片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和深邃的隐喻，探讨了战争阴影下青春的脆弱与坚韧，与享誉全球的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一同，摘得了当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的最高荣誉——金狮奖。
一颗来自东方的摄影新星，以最耀眼的方式，在国际艺术殿堂冉冉升起。
因为他的作品在展览期间引起了出乎意料的热烈反响，双年展组委会甚至破例临时为他增设了一个个人作品展区。
为了这次个展，吴忧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动态视频作品——一部风格诡谲的实验短片。影片讲述了一个钱包在被偷、被抢、被丢弃、被拾获的循环中，悄然附着上了某种代表“恶”的意念，并通过一次次易手，如同病毒般扩散，最终侵染了整个城市的水源。
其独特的立意、先锋的拍摄手法和充满跳跃性与象征意味的剪辑，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关注，让人看到了他在静态摄影之外，于动态影像领域同样惊人的天赋。
巧合的是，威尼斯电影节本就是威尼斯双年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前来参加电影节的各国导演、电影人们，也纷纷听闻了双年展主题展上出现了一位年轻得过分的天才摄影师兼新兴影像艺术家。
吴忧借此机会，结识了张一谋，北野武，以及对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策展人马可·穆勒等人。
张一谋在仔细参观了吴忧的个人展览，尤其是看过他从最初学习摄影到后来成熟期的系列作品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他清晰地看到了一个艺术家的蜕变轨迹：从追求单纯视觉上的“美丽”，到构建画面内在的“魅力”；从呈现客观世界的“真实”，到灌注主观意识的“表达”。这种近乎野蛮生长的进化速度和对影像本质的敏锐把握，让张一谋赞叹不已。
回国后，张一谋得知吴忧虽然有了一番成就，却仍渴望进入专业的院校进行系统性的理论学习，夯实基础。
他立刻主动向自己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大力举荐。北电的校领导们听闻一位刚刚斩获威尼斯金狮奖的艺术家愿意入校学习，简直是求之不得。经过一番快速而高效的向上沟通和特批流程，吴忧被北电免试破格录取，成为了98级摄影系的一名新生。
然而，入学后的吴忧，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除了部分基础理论课程，在许多专业实践课上，一些老师站在他面前，竟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就连张会军和穆德远在一次私下闲聊时都不无自嘲地吐槽：“这小子那手活儿，对影像的理解，感觉比我们这帮老家伙都高出不止一个张一谋去，这课还怎么教？”
开学后不久，张一谋筹备新片《我的父亲母亲》，他邀请吴忧担任这部电影的摄影师。这对于从未有过正式电影长片摄影经验的吴忧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但他脑海中那个AI，赋予了他近乎恐怖的学习与适应能力。开机最初的三天，他确实拍废了不少胶片，似乎在寻找电影语言的独特节奏。可从第四天开始，监视器后的张一谋就惊讶地发现，自己几乎挑不出吴忧镜头的任何毛病。
等到第六天开始，张导脸上的笑容就再没消失过，他甚至觉得，吴忧的每一次运镜、每一次布光、每一次构图，都完美地契合了自己内心的想象，并且在某些地方，还给出了更具灵气和表现力的方案。
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奖金，个人展览带来的收入，以及担任《我的父亲母亲》摄影师的丰厚片酬……这几笔钱加起来，支撑吴忧拍摄他自己的这部处女作，已然绰绰有余。
但在这个年代，拍电影并非仅仅有钱就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和行业规则下，电影必须挂靠在有资质的电影制片厂名下，即所谓的“厂标”。
此外，那些昂贵的专业摄影、灯光、录音设备，也不是个人能够轻易购置的，都需要依托制片厂的资源进行租赁。这两点，正是吴忧此刻需要依仗青影厂的地方。
侯克明沉默良久，终于拿起笔，在吴忧带来的设备租赁表格上勾选了几个型号，在旁边标注了些数字，接着又在关于厂标使用和投资份额的那页纸上，飞快地填写了一番，然后带着一股决断的气势，将表格推回到吴忧面前。
“喏，”侯克明的嗓音带着一丝疲惫和不容置疑，“这已经是我能给出的最大支持了。”
吴忧放下那个印着红字的搪瓷杯，接过表格，目光迅速扫过。投资份额那一栏，赫然是一个醒目的“零”。厂标使用费，则定在了一万元人民币。
看到这里，吴忧内心其实是满意的，他本就不指望厂里真金白银地投钱，能拿到厂标和便宜的设备租赁才是关键。但戏，还是要做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