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吴忧飞抵东京成田机场。
日本的接待规格极高，但也暗流涌动。主办方安排了豪华轿车和警察护送，却不得不在机场外绕行，右翼团体组织的抗议队伍举着“**导演滚出日本”、“电影煽动*色思想”的标语，高音喇叭的喧嚣穿透了车窗。
“请不必在意。”日方接待人员躬身道歉，“只是一小部分极端人士。”
吴忧看着远处那些愤怒的面孔，突然想起《小丑》中的一句台词：“我曾经以为我的生活是场悲剧，现在才发现，其实是场喜剧。”这些抗议者或许不知道，他们的行为正在完美复刻电影中的某些场景，那些对异见的恐惧，对失控的焦虑，对既有秩序被挑战的本能反抗。
在东京国际论坛的记者会上，一位日本记者尖锐提问：“吴导演，你的电影在多国被禁，你是否认为艺术应该为ZZ服务？”
“艺术不为ZZ服务，”吴忧平静回答，“但艺术无法脱离ZZ存在。因为ZZ是关于人们如何共同生活的学问，而艺术是关于人如何感受生活的表达。当一个人饥饿时，你给他画一块面包，这不是ZZ。但当你问他为什么饥饿时，这就是ZZ了。”
台下响起零星掌声，更多的是窃窃私语。
日本的宣传行程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中进行。影院里的观众热情如火，但媒体上的讨论却谨慎克制。朝日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了柏林电影节的片段，却剪掉了《国际歌》的演唱部分。这种分裂感让吴忧感到熟悉，就像他记忆中的许多场景，表面的平静下涌动着无法言说的暗流。
有趣的是，日本年轻一代的反应与官方截然不同。在涩谷的一家影院外，吴忧遇到了一群Cos成小丑的年轻人，他们用生硬的英语喊着：“Eddy，谢谢你为我们说话！”其中一个女孩甚至激动落泪：“你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
这种代际差异让吴忧深思。无论东方西方，年轻一代似乎正在经历相似的困境：上升通道的收窄，价值观念的撕裂，对未来的普遍焦虑。《小丑》之所以能引发全球共鸣，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困境已经超越了国界与文化。所谓的种族歧视，不过是那些固有阶级抛出来的那面纸做的墙，当他们引导着人们极力捅穿那面墙的时候，却不知真正的墙越来越坚固了。
离开日本前，吴忧在机场书店看到了最新一期的报刊，专题赫然是“吴忧现象与日本电影的困境”。他买了一份，在飞机上翻阅。文章写道：“当华国导演已经能够用全球语言讲述人类共同困境时，日本电影仍在沉溺于地方性的细腻表达……这不是技艺的差距，而是视野的差距。”
吴忧合上杂志，望向窗外云海。他想起二十年前的中国电影，想起那些努力用西方能理解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的前辈们。如今位置互换，其中的讽刺与必然，让人感慨万千。
飞机降落在杭州萧山机场时，已是傍晚。吴忧刻意选择了低调回国，没有通知任何媒体，只让助理安排了车辆。
但消息还是走漏了。机场到达厅聚集了数十家媒体，长枪短炮对准了出口。吴忧刚一现身，闪光灯便如暴雨般倾泻。
“吴导，《小丑》票房高飞你有什么感想？”
“有评论说你是左翼导演代言人，你认同吗？”
“新电影《黑神话》什么时候开机？”
“华影表示希望投资你的新片，你会考虑吗？”
问题如潮水般涌来。吴忧停下脚步，接过最近的一个话筒。
“《小丑》的成功属于每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亮的观众。”他选择了最官方的回答，“我不是任何主义的代言人，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黑神话》还在筹备阶段，有具体进展会告诉大家。”
简洁，克制，不留话柄。这是多年应对媒体练就的本能。
坐进车里，吴忧才松了口气。助理王柔递过来一部手机：“吴导，从昨天开始，未接来电已经爆了。韩总打了三次，王忠钧两次，于东五次，还有好多陌生号码。按照您的吩咐，并没有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