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节进行到第八天，吴忧出现在了《撒玛利亚女孩》的首映现场。
这是一部他前世在盗版网站上就看过的电影，但坐在电影宫，在大银幕上重新观看，那种冲击力依然新鲜而猛烈。金基德用他特有的近乎残忍的冷静，讲述了一个关于少女卖淫和父亲复仇的故事。镜头克制到冷漠，但每一个画面都像在观众的心上划开一道口子。
电影结束，灯光亮起。吴忧坐在座位上，久久没有动。
他身边的一位德国影评人低声对同伴说：“我的上帝，这个导演是怎么想的？他怎么总能找到人性中最黑暗的角落？”
这就是金基德。他的电影总会给人一种“怎么会有这种事”的初感，然后让这种震惊沉淀为“为什么会有这种事”的追问。他的世界是灰白色的，是道德暧昧的，是令人不安的。但也因此，是真实的一种剥离了所有伪饰的真实。
首映式后的酒会上，吴忧主动找到了金基德。
这个韩国导演比想象中要矮小，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更像一个中学老师而不是国际知名导演。他有些腼腆，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但当话题转向电影时，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吴导演，我很喜欢你的《小丑》，”金基德用生硬的英语说，“它很有力量。不像我的电影，总是……软绵绵的。”
“软绵绵？”吴忧笑了，“金导演，如果您的电影是软绵绵的，那世界上就没有强硬的电影了。《撒玛利亚女孩》几乎让我窒息。”
金基德摆摆手：“那不一样。你的电影是向外爆炸的，我的电影是向内收缩的。你是愤怒的，我是……悲伤的。”
两人找到会场角落的沙发坐下。侍者送来香槟，但两人都没碰。
“我一直很好奇，”吴忧说，“您创作这些电影的初衷是什么？比如《撒玛利亚女孩》，您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题材？”
金基德沉默了很久。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镜片，动作缓慢，像是在拖延时间。
“因为羞耻，”他终于开口，“我年轻时做过很多……羞耻的事。那些记忆像幽灵一样跟着我。拍电影，是我面对这些幽灵的方式。”
他重新戴上眼镜，看向吴忧：“你知道吗，在棒国，几乎只有我的电影被禁。不是因为暴力或性，而是因为……真实。人们害怕真实。他们宁愿活在谎言里。”
“我理解，”吴忧点点头，“有时华国也一样。甚至更严重。”
“但你还是拍了《小丑》，”金基德说，“你比我勇敢。我的电影总是披着艺术的外衣，躲在隐喻的后面。你的电影是直接的，是正面的攻击。”
“也许是因为我比你年轻，”吴忧笑了笑，“年轻人总是更冲动。”
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很久。从电影理念到拍摄技巧，从韩国的宪法法庭对电影审查的判决到华国的文化政策，从人性的阴暗面到艺术的救赎功能。金基德打开了他的内心世界，那里没有光明与黑暗的清晰分界，只有一片暧昧的灰色地带。
“艺术是什么？”金基德在告别时说，“艺术就是把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说出来。”
回到酒店，吴忧无法入睡。
他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拿出一沓白纸。金基德的电影在他脑海中回放，那些扭曲的关系，那些变态的欲望，那些在道德边缘徘徊的灵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电影虽然大胆，但始终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范畴内。即使是最癫狂的《小丑》，也遵循着一条清晰的心理逻辑线。
但金基德不同。他的电影是反逻辑的，是反常识的，是直接刺入人性中最不堪的那一部分。
吴忧开始在白纸上写字。没有特定的主题，只是让思维自由流淌：
“如果拍一部关于窥淫癖的电影呢？”
“如果主角是一个收集他人痛苦记忆的人？”
“如果爱情被极端化为一种物理性的吞噬？”
“如果道德完全颠倒，善成为恶，恶成为善？”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吴忧的眼睛越来越亮，一种久违的创作冲动在他体内苏醒。这不是为了市场，不是为了奖项，甚至不是为了表达某个政治观点。这纯粹是出于对人性未知领域的探索欲望。
他想拍一部极尽猥琐的电影。
不是色情，而是猥琐。那种让人坐立不安，头皮发麻、想要移开视线却又忍不住继续看的猥琐。那种揭示人类最隐秘、最羞耻、最不愿承认的欲望的猥琐。
“就暂定叫……《收藏家》。”吴忧在纸的顶端写下这个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