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乘快船到吴县，比朝廷派遣明察的御史韩楫还要早到了。
他没进县衙，先去码头货栈。
扮作收丝的客商，和几个账房、管事攀谈。
账房们起初谨慎，但是于慎行做报馆记者的时候，和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一番交谈后，他又展示了自己“京师来的商人”的实力，很快熟络起来。
“役银？”一个老账房摆手，“早不用咱操心了。县里定了新章程，工坊主替雇工缴。”
“工坊主肯缴？”
“肯。”另一人接口，“能抵商税。东家算过，抵下来差不多，不亏。”
于慎行问：“抵多少？”
“三成。”老账房压低声音，“但得是‘正项商税’，杂捐不算。县衙有细则，坊主们人手一册。”
“雇工呢？工钱可被克扣？”
“那倒没。吴县工价明码标价，东家压价，人就跑。如今各厂都缺人手。”
“而且九江那边也在挖人，待遇可好了，如果不是大部分人不愿意背井离乡，工钱说要再涨呢。”
于慎行又去了两家织坊，问了几名雇工。
说法一致：役银东家缴，自己省了事，工钱照旧。
他心下稍安，但想起苏泽叮嘱，又往县衙户房跑了一趟。
以“欲设工坊咨询税务”为名，见了户房一名书办。
书办很热情，搬出一本《吴县役银折征及商税抵扣则例》。
于慎行翻开细看。
则例写得很清楚：凡在吴县开设工坊、雇佣长工者，须为雇工代缴“代役银”。
代役银数额按雇工人数、工种核定，每季缴纳。
缴纳后代役银可抵扣该工坊当季“正项商税”，抵扣上限为三成。
余下七成商税照常缴纳。
则例后附有计算公式和案例。
书办解释：“这是蔡知县定的。他说，雇工在坊做工，无农闲，再征役银不合情理。但役是百姓对朝廷的责任，不能免。责任就转到坊主头上。”
“坊主缴银，可抵税，负担不增。雇工免役，专心做工。县衙役银也能收齐。”
于慎行问：“那吴县的商税岂不是少了？”
书办点头：“是。抵掉的部分，不计入商税正额。所以账面上看，商税增长慢，但折役银这块涨得快。”
“但是知县老爷说了，这少只是暂时的，吴县愿意承担的折役银，这能吸引到更多的雇工来吴县，如今我们苏州府各县的人，谁不知道吴县的待遇好？”
“像是客商这样来咨询开工厂的络绎不绝，只要等到这些工厂建立起来了，商税和折役银都会增长。”
于慎行实在没想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到了吴县竟然能执行成这样？
也难怪户部的账目上，吴县的商税增长不及其他县，原来是有了这等政策。
可是这政策能说错吗？
于慎行盘了一下，觉得这位蔡知县堪称逻辑鬼才，好像确实没毛病！
“此事府里、省里可知？”
书办笑了：“哪能不知？但蔡知县说了，这是‘因地制宜’，只要役银收齐、不生乱子，上头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而且这样收其实也省事啊，这七里八乡那么多人，折役银收起来还要一乡一乡的跑，如今只要让工厂缴纳就行了。”
于慎行了然。
他离开户房，在茶楼独自坐了片刻。
吴县这一套，看似绕，实则环环相扣。
既落实了“一条鞭法”折役为银的精神，又顾及了本地工商实情。雇工、坊主、县衙，三方皆得保全。
他当即写密信，连夜发往京师。
五日后，信到苏泽手中。
苏泽在值房里读完，沉默了许久。
蔡言这一手，确实巧妙。
将雇工的役银责任转移给坊主，再以税收抵扣补偿坊主。
表面是“代缴”，实质是“税负转移”。
但效果是好的：雇工免役，坊主负担未增，役银足额征收。
他推开账册，走到窗边。
窗外是京师街市，人流熙攘。挑担的、推车的、开铺的，皆在忙碌。
一条鞭法，本意是简化赋役，减轻农民负担。
但吴县的实践，揭示出另一条路，在工商发达之地，役银可转化为一种“用工成本”，由雇主承担，再通过税收杠杆调节。
这不单单是征税技巧。
这触及了更深层的问题，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时，朝廷与百姓之间的“责任”与“义务”，该如何重新界定？
农民有田，故以粮、役报效朝廷。
工人无田，受雇于坊主，其“役”的责任，是否应随雇佣关系转移？
蔡言的做法，实际上默认了“雇佣关系”对传统个人义务的承接。
而税收抵扣，则是朝廷对雇主履行这份“社会责任”的补偿与激励。
苏泽坐下，重新铺纸。
他写下“雇工役银转移”六字，又在旁注“税收抵扣”。
接着，他画了一个三角：
顶点是“朝廷”，左下是“雇工”，右下是“雇主”。
雇工对朝廷有役的义务，但通过雇佣关系，将义务转移给雇主。
雇主履行义务后，朝廷通过税收优惠给予补偿。
三角平衡，三方皆安。
但这平衡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可能：
既然雇主的“代役银”可被视为一种对雇工的“社会保障”（免役即是保障），那么朝廷通过税收激励雇主承担此类义务，是否可推广至其他领域？
比如，雇工伤病，雇主是否应承担部分救治之责？
若朝廷以税赋优惠，鼓励雇主为雇工提供此类保障，是否可行？
苏泽笔尖顿住。
他想起了原时空的“五险一金”。
那正是通过立法，强制雇主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障费用。
大明如今当然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
但吴县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雏形，利用税收工具，引导雇主承担部分社会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