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忭在正式上奏之前，已经给苏泽来过信了。
信是胖鸽子带来的。
信中详述了陶观弟子携新炸药之威，炸开数处淤塞礁石，夷陵至夔州段航道已初见通畅。
然而笔锋一转，苏泽看到了张元忭的执念。
张元忭抵达了夷陵之后，就一直想要建造苏泽构想中的蒸汽船，从夷陵逆流而上进入四川，打破对四川的商税赌约，完成苏泽对四川征收商税的目标。
当年苏泽上疏，对于四川商税的事情，和川中达成了赌约。
朝廷在夷陵税关对出川货物实行“缓征”政策——即根据入川与出川货物的比例差额减免税收。
当入川货物总量与出川货物总量持平时，夷陵税关将取消所有税收减免，对出川货物全额征税。
四川商人的倚仗，就是长江三峡险阻，长江水道很难逆流而上，而川中的货物则可以顺流而下运出。
情况确实是这个情况，张元忭到任之后，虽然他鼓励工商，但是入川货物的增长依然缓慢。
张元忭在信中写道：
“水道虽通，转运仍艰。峡中滩险流急，寻常漕船难御，纤夫伤亡无日无之。”
相反，四川的手工业原本就比较发达，而且产品的档次比较高。
随着大明整体的经济发展，四川的商品销量更好。
去年夷陵税关的统计，出川货物的增长速度，反而超过了入川货物的增长速度，这自然让张元忭忧心忡忡。
张元忭也想过办法。
在他赴任之前，苏泽就和他描绘过长江上遍布蒸汽船的场景。
所以张元忭到了夷陵以后，就出资悬赏，招募工匠们来制作蒸汽船。
但是夷陵地区在内陆，距离京师比较远，没有技术也没有材料，结果就是张元忭花了大量的银元，最后却没能弄出成果来。
后来张元忭从报纸上看到，工部的漕龙号在直沽试航，他就再也坐不住了。
张元忭明白，紧紧依靠夷陵自己的能力，无法建造蒸汽明轮船，于是他迅速致信苏泽，能否请求工部提供技术帮助，并请户部投资在夷陵建设蒸汽船工厂。
对于弟子这个请求，苏泽自然是支持的。
于是苏泽给张元忭回信，表示自己会在朝堂上支持他。
苏泽本来以为，张元忭不会遭到多少反对。
可苏泽这次却料错了。
张元忭的来信送到通政司后，苏泽让人送到内阁。
内阁则将张元忭的奏疏发往工部，然后就遭到了工部的强烈反对！
工部都水司郎中张文弼起草，以工部都水司整个部门的名义，向朝廷上奏反对。
苏泽看到了张文弼的奏疏。
他针对夷陵地方“请自设船厂”的动议，批驳得斩钉截铁：
“查各省漕务，船式规制皆有定例。工部设厂，工匠精熟，物料集散便利，成本远低于地方零散营造。”
“夷陵僻处上游，设厂靡费钱粮，徒增地方负担，且技术、管理岂能与专司相比？”
“所请断不可行。地方但有需用新船，当按例造册，报由工部营造司统一调拨。等因奉此。”
两方立场，针锋相对。
苏泽也明白，其实都水司的意见也有道理。
漕龙号试航之后，都水司已经建立工厂，成功造出了能在运河漕运通航的蒸汽明轮船了。
而且制造明轮船需要的原料和技术都在京师附近，都水司的工厂建造，成本确实更低。
但这已非单纯的“要不要造船”之争，其背后是更深层的治理逻辑碰撞。
是权力与资源的“条条”（中央垂直管理）与“块块”（地方自主权）之争。
张元忭的坚持，是典型的地方视角。
三峡航道有其独特的地理和水文挑战，急流、暗礁、狭窄水道，远非运河或近海可比。
他身处一线，深知工部按运河标准打造的漕船在此处如同笨象入溪，效率低下且风险极高。
他渴望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认为只有扎根夷陵，才能深刻理解需求，才能造出真正适应三峡的船。
同时，张元忭也希望，能够通过技术转移，在夷陵建设一套明轮船的工业体系出来，带动夷陵地区的发展。
这是技术需求催生的“块块”自主诉求。
工部的驳回，则代表着“条条”的强硬逻辑。
在部堂大员看来，资源必须集中，标准必须统一，效率才能最大化。
分散设厂是重复建设，是资源浪费，更是对中央专业权威和技术管理能力的挑战。
他们手握天下工造之权柄，岂容地方另起炉灶？
公文里“靡费钱粮”、“岂能与专司相比”的字眼，透着不容置疑的优越感。
张文弼能在直沽搞出漕龙号，那是工部体系内的成就，是“条条”的光荣，而夷陵想自搞一套，便是越界。
就连整个中书门下五房内部，也有不少人都赞同工部。
苏泽就听到了几种声音：
“若允夷陵自办，他处效仿，如湖广、江西皆言其水道特殊，纷纷请设船厂，朝廷如何负担？工部又如何统管？”
“张元忭有干才，然夷陵一地，能聚拢多少精熟轮机之匠？工部积数十年之力，方有今日之匠官体系与营造法度，地方仓促为之，恐难成器，反误事机。”
苏泽很清楚，中书门下五房也可以算是条条之一，甚至是条条中的条条，所以对地方上的“僭越”想法，出于本能的反对。
但是苏泽却有不同的看法。
张文弼和他的工部同僚们，站在“条条”的立场上，维护着集中统管的效率与秩序，这逻辑本身在技术匮乏，资源有限的年代并非全无道理。
但苏泽作为穿越者，他看到的问题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