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倭国，堺港。
倭国的新年，也是农历新年，这也是倭国朝贡时期带回来的历法。
不过倭国现在这个状态，加上嘉靖时期倭乱的影响，大明已经不允许倭国朝贡了。
所以倭国用的历法，是根据以往历法修修补补缝合而来的，只有少数节日还能算准，新年也是倭国少数能算准的时间点了。
既然是新年，总要庆祝一番。
在堺港的几位“同是天涯沦落人”，聚集在倭国通政署中，准备欢庆新年。
黄文彬，倭国通政署主司，堺港华商会总会长，坐在主席上。
张鲸，倭国市舶司的镇守太监，东宫旧人，本来他应该坐在主座，但是张鲸来了倭国之后，谦虚低调很多，主动居于次席。
朱俊棠，倭国通政署的副主司，也是黄文彬的助手。
李长顺，倭银公司派驻在堺港的全权经理，也是日昇昌被倭银公司接管后，日昇昌的大掌柜，坐在黄文彬的另一边。
华严和尚，从大明来倭国弘扬佛法的僧人，近些年来倭国迅速崛起，成为倭国僧人心目中鉴真之后的大师，坐在黄文彬的对面。
这五人，可以说是堺港的五巨头。
五人聚集在一起，在简单的感伤了一下飘零海外的苦闷之后，话题又转向了政治。
这半年，五人密切合作，将堺港经营成了大明在倭国的金融棱堡。
黄文彬说道：
“时机到了。堺港市町已经发布命令，自明年正月初一始，堺港市町辖内及与明商大宗交易，一律强制使用大明银元或日昇昌银票结算。生银，只作货物买卖。”
堺港市町，是堺港刚刚成立的自治组织。
木下秀吉出任町正，大久保吉贵，西乡甚八，也出任市町官员。
堺港市町，取代原本的堺港三十三人众，全面接管了堺港。
不过堺港商人们也很清楚，所谓堺港市町，不过是推上前台的傀儡，真正决定堺港命运的，就是席上这五人。
张鲸用阴冷的声音说道：
“告示是发了，可那些倭商，尤其是那些与西洋人、僧院勾连的，怕是要阳奉阴违。他们习惯了用生银，私下交易，如何禁绝？”
“市舶司这边，犹可控制，强行要求用银元交税就是了。”
“可民间交易要怎么控制？”
说完，张鲸看向李长顺。
这话，自然是说给李长顺听的。
李长顺早已成竹在胸，立刻接口：
“张公公明鉴。木下秀吉的新义组，如今已渗透堺港各町，又得了咱们暗许的‘协管市易’之权。凡拒用银元、银票，或私下以生银结算大宗者，新义组会以‘扰乱市易，违抗《堺港条约》’之名，即刻查抄货物、重罚银元。”
“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就要被新义组‘天诛’了。”
李长顺虽然是商人，但他是倭银公司的掌柜，也是皇商了。
李长顺不是普通商人，倭银公司控制了对倭国的武器贸易，所以在木下秀吉面前，很有影响力。
他最后两个字说得极轻，却带着刺骨的寒意。
“至于银票信用，倭银公司会全力支撑日昇昌分号，确保兑换畅通。且倭人畏威，只要木下的刀够快，张公公的税吏盯得够紧，规矩立起来不难。”
黄文彬看向两人，知道这两人是一唱一和。
张鲸出自东宫，李长顺背后的倭银公司，站着太子的亲舅舅。
两人到堺港之后，一公一私，配合默契，掌握了堺港的金融命脉。
这项政策，是黄文彬提出来的。
其实也不是黄文彬提出来的，而是远在京师的苏泽，通过“肥鸽传书”，向黄文彬提出来的建议。
黄文彬看完之后，惊为天人，立刻让张鲸和李长顺实行。
张鲸又开始吹捧黄文彬道：
“黄主司此策精妙处，便在‘分离’二字。”
“以往倭商卖出生银，直接换回货物，生银即货币。”
“如今，他们需先将生银售与倭银公司或日昇昌，换取银元或银票，再用这些‘钱’去购买货物。倭银公司以‘铸币火耗’‘汇兑风险’之名，压价收购生银，再以足额银元或银票高价放出。”
“这一进一出，利差便如大河奔涌。更妙的是，倭银公司控制了对倭的大宗贸易，可调控银票流通之量。”
“倭地生银再多，其价几何，已非倭人所能左右，全操于我手。”
生银，就是倭国开采出来的银块。
在以往的对外贸易中，倭国人都用生银作为货币。
原本的日昇昌，是福建海商家族控制的票号，他们利用在倭国收购的白银发行银票，想要利用这个方法，绕过苏泽建立的银元体系，抢夺大明朝廷的铸币主权。
后来日昇昌遭遇挤兑，金融暴雷，最后被倭银公司收购。
这之后，朝廷起草《票号质保金章程》，要求票号发行的银票，必须要和银元挂钩，还需要上缴发行银票的三成作为质保金，杜绝了这个漏洞。
朱俊棠说道：
“木下已尝到甜头，他市町府库的‘份例’皆赖市舶司拨付，新义组是他掌控堺港的爪牙，亦是其与织田信长周旋的资本。”
“他比任何人更需要这套体系稳固，更需要源源不断的银元来养兵、购械、固权。”
“况且，通政署已暗示他，此策推行得力，明年济州水师换防时，或可‘酌情’多拨些淘汰的火铳与他。”
武力，是维持秩序的基础。
这时候，消息最灵通的华严和尚说道：
“阿弥陀佛，堺港已经无碍，但是贫僧听说，如今倭国的沿海大名，都在建造港口，欢迎大明的商人靠岸。”
“很多大明商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商人，依然用白银交易。”
“这股风气如果不斩断，堺港做得再好，白银走私依然难以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