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吉尔吉斯人！
这帮可恶的雇佣军，肯定是叛变了！
阿不都克里木汗想明白了这点，立刻对身边的蒙兀儿首领萨仁说道：
“速速包围吉尔吉斯人的营寨，违令者全部斩杀！”
蒙兀儿首领萨仁和吉尔吉斯人本有矛盾，听到这个命令自然是高兴去执行。
战场上一片混乱，正在攻城的士兵不可能一道命令就停下来，如果下达不明确的命令，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反正去攻城的，也都是阿不都克里木汗心中的炮灰。
阿不都克里木汗迅速盘算战局，最稳妥的办法自然是立刻领着蒙兀儿骑兵退走，但是这样会极大的损伤他这个叶尔羌汗的威信。
而且明军到底有多精锐，阿不都克里木汗也十分的好奇。
他自诩麾下的蒙兀儿骑兵强悍，又看到明军的阵型并不齐整，也知道大明越过瀚海，劳师远征，肯定是军队最疲惫的时候。
阿不都克里木汗脑中转过几个念头，等到一身是血的蒙兀儿首领萨仁回来向他覆命的时候，阿不都克里木汗最终还是不甘心就此退走。
他命令道：
“萨仁，本汗将王帐精锐都交给你指挥，给你一个扬名的机会！”
萨仁自然明白阿不都克里木汗的意思，他刚刚屠了吉尔吉斯的营地，此时正是上头的时候，他立刻说道：
“大汗！末将一定击败明军！让这些大明人，知道西域到底谁是主！”
城墙上，兀慎首领那力不赖，看到从敌军本阵中，溢出一股黑色洪流，迎接上后方杀出来的明军时候，他彻底安心了。
没有人，比那力不赖更知道大明军队的可怕了！
他是见识过戚继光的洪流的！
叶尔羌人何其自大，竟然敢在这种地方迎战大明天军？
他们对力量一无所知！
那力不赖很清楚，这场战斗已经结束，剩下的就是垃圾时间了。
他癫狂大笑：“儿郎们！我们的救兵来了！”
笑着笑着，那力不赖咬着干裂的嘴唇，咬出血来。
这些日子，他被围城，这一仗实在是太憋屈了。
如今援军已经到了，叶尔羌崩溃在即，那力不赖立刻对左右亲随说道：
“准备开城，本汗要杀出去！”
左右皆惊，但是那力不赖已经抽出佩刀，左右连忙跟上，也跟着冲向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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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战局，正如那力不赖所料。
震耳欲聋的爆鸣撕裂战场！
新式迅雷铳喷射的炽热铅弹，将攻城塔撕成燃烧的碎片。
冲天而起的开花弹在蒙兀儿马队中炸开，断肢与血雨泼洒黄沙。
残阳如血，哈密干涸的护城河，已成修罗场。
张圭的胸甲骑兵凿穿叶尔羌中军，阿不都克里木汗的王旗在火中轰然折断。
曾经在西域纵横几十年的蒙兀儿骑兵，就在迎战后不久溃败。
而已经投降大明的吉尔吉斯首领阿里木克，却没有找自己的老对头蒙兀儿骑兵算账。
他直接冲向了叶尔羌汗王阿不都克里木的大纛，他在甲胄上套上白帽，所有白山派的士兵见到他都让开道路。
阿不都克里木汗正在亲随的掩护下准备逃跑，却被阿里木克一箭射穿大腿，直接从马上坠落！
接着他就被一拥而上的吉尔吉斯雇佣军生擒！
随着叶尔羌汗王的旗帜被砍断，这场哈密围城战立刻到了谢幕的时候。
兀慎首领那力不赖，积攒着多日的怨气，从城中杀出，击碎了叶尔羌人最后的胆量和荣耀。
这场原本是叶尔羌占优的围城战，在一日之间反转，叶尔羌联军或者逃跑或者投降，叶尔羌汗阿不都克里木被生擒。
这下子就连指挥作战的张圭，都不敢相信自己的战绩，这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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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从京师送来的八百里加急，才送到嘉峪关。
传令的驿卒全身都要散架，被通政使李一元安排休息。
徐叔礼问道：
“通政使，要不要派人去前线传令？”
李一元摆手说道：
“明日应该就能收到捷报了，准备派人回京师报捷吧。”
张圭不是庸将，克虏军又是精锐，如果还能败了，那真是没天理了。
李一元正在认真的翻看敦煌出土的文书。
他感兴趣的地方，倒不是那些藏在敦煌石窟中的文学作品。
他翻看的，反而是当年归义军留在石窟中的各种公文。
这些公文，包含了归义军控制西域时期，所实行的各种制度，也包含了当时官府的各种判决。
这其中有关《唐律疏议》部分的实践，更是被律法专家李一元视若瑰宝！
其实唐代和大明的司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
大唐是律令制国家。
大唐以《唐律疏议》为核心，建立了以“律、令、格、式”为法典体系的国家治理结构，并将这一体系提升到国家根本制度的地位。
律就是法律，令就是国家基本制度的法典，也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
格是皇帝敕令的汇编，皇帝可以通过敕令对法律进行调整，但是要形成新的法律，则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
式就相当于部门规章，也就是各有司衙门的规则。
律令为根本法典，格式为补充法规。
所以唐代的司法实践，最重视律令格式正文，而律令体系在理论上，至少在唐代前期，是高于皇帝制敕。
在唐太宗时期，太宗尤其强调，“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将律令体系视为治国根基。
他更是亲自建立政治默契，“其制敕不言永为例程者，不得攀引为例”，也就是君主虽有权立法，但不得随意破例。
但是大明就不是了。
大明是典型的律例制。
也就是“律例并行，例破律常”。
《大明律》为根本法典，修订需要非常复杂的程序。
因《大明律》难以应对新问题，朝廷大量增补“例”，甚至将六部“成案”提升为“现行则例”。
而且例可突破律文。
最典型的例子，朱元璋亲自制定的《明大诰》作为特别法，量刑严于《大明律》，后世也多有此类的特别法，且“例愈繁而弊愈无穷”。
李一元虽然修订过《大明律》，但是他本人却对律例制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如今民间健讼滥讼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