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
其论题之内所隐含之意，又何止一人而闻出，只不过这些民间的学术讨论，大多发生在学派、书院、国子监、翰林院诸生之间。
真正有政治影响力的高级官员，都在岸上观望着滴滴涓流，汇为大潮。
这种事在民间或者比较低级的官员中争辩，有元辅那一番话，自然能兜底，但一旦高级官员开始下场，学术争端必然遍及至政治层面。
单纯的学术争端，就会转变为残酷的路线之争！
到底有多残酷呢？
自秦朝建立君主专制以来，焚书坑儒是第一次路线之争的结局，法家胜利后，其余大多被肉体毁灭、精神毁灭。
汉朝儒家胜利后，同样罢黜百家，儒家内部今文、古文同样厮杀了个彻底，输的一方失去一切。
再说起大明。
大明比起前朝来，路线之争的激烈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心学、理学之争，从洪武时期一直斗到如今，伴随着心学节节胜利，从民间到朝堂都发生了剧变。
比如通过理学理论所构建的宗族体系，过去有一整套律法体系、官僚体系，维系其统治。
比如，在过去宗族内部，有权将奸夫淫妇沉塘、溺杀女婴，个体几乎完全附从于宗族。
但自心学广泛传播以来，伴随着人本思想发源，这种情况发生了一定改变，比如溺杀女婴，在许多地方被禁止，其基础理论大致为女婴纵小，国之民，杀之，杀国一人也。
心学底色之中，另外一重则是对私刑、国法的认定，比如通奸，过去大明律允许宗族私刑。
但宣德四年，经过心学发酵，决定废除宗族私刑，一律交给官府判处，宗族再实行私刑，则以“有故伤人、杀人”判处。
从奸夫淫妇最终的结果上，并无区别，但这是心学理论破除一部分宗族权力，构建新基层态势的行动。
这实际上就是路线之争的一种，一大批人赖以生存的环境，被破坏。
在民间依旧存在着大量隐秘的“沉塘”、“溺婴”，但一旦被告发，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极大，而曾经匹配理学的一整套官僚体系，都迎来了替换、清洗。
从宣德四年起，不止一位县令、知府，因为隐瞒这些“沉塘”、“溺婴”之事而被举报，最终丢掉乌纱帽，被削职为民。
注意，不是降职，而是直接削职为民。
要知道，在严厉的考成法中，就算是催粮不利，征税不及，也不过是降职。
直接削职为民，这是极重的惩罚，这就是在明晃晃的告诉所有官吏。
办事不利，尚有情可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以再给机会。
但路线之争，不换思想就换人！
伴随着李显穆权势越来越大，心学打起理学来，基本上是手拿把掐，理学那是节节败退，但造成的问题就是，李显穆的确有一大批，铁杆的反对派。
旧时代的理学残党，是不甘于一步步退败的，其中许多人表面跳反，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这并非危言耸听。
比如你并不认可如今的主流思想，但又想存活下去，那选择假意相信，就是最正常的事情。
正如那句非常经典的“我也可以爱国、我也可以谈”。
这种两面人，从古到今都不少见。
心学的确是把理学从各方面打的节节败退，但这个世界从来不是更进步就一定能被认可。
有的人就想在宗族中作威作福，那他对心学就必然有发自内心的厌恶。
有的人对父子孝道看重到变态的程度，甚至将子女视为私人财产，那他也必然对心学绝无好感。
历史上，清朝灭亡时，人人平等的思想已经传进来数十年，甚至直到新中国成立，已经一百多年，但还有许多人剪不掉头上的辫子、心里的辫子。
李显穆在景泰年间发起质疑天命论的学术话题，还算是恰逢其时，倘若在汉唐时期，那必然招致最强的打击。
经过宋朝的发展，明朝江南沿海发达的经济，以及元朝时宽松的文化氛围，再加上李祺、李显穆两代孜孜不倦的传播经过改造的心学，才让这一切显得并不突兀。
但也仅仅是不突兀，如果没有人引导，这种思想讨论大概率会因为政治而反复，一直到矛盾积累到不得不变的时候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