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丰九年，九月二十一。
日过隅中，软风徐来。
中书省，政事堂。
丈许木几，上有几十道文书，一一铺陈。
大相公江昭扶手正坐，不时注目于其中一道，作沉思状。
自其以下，左右立椅。
五位内阁大学士，一一扶手，肃然入座。
“嗯——”
正中主位，江昭沉吟着，一脸的严肃，说道：“近来，主要有两件事，涉及议政。”
其余几人，皆是注目过去。
“其一，为礼部上呈。”
一伸手，一道文书传了下去。
“先帝病故，陛下即位。以惯例论之，次年更替年号，以彰正统、载秩序、承礼制。”
“如今，已然是到了九月时节。”
“十、十一、十二......”江昭伸手，象征性的数了两下，平静道：“过上百十日，便是来年。”
“新的年号，却是得定下来。”
话音一落，其余几人，皆是点头，一副认可的模样。
年号！
对于封建时代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就简略的来说，主要有三种作用：
其一，辅助纪年。
自上古以来，士庶生民便有意识的纪年，以此标注时间的消逝。
其中，较为主要的有两种：
以君主在位的年数纪年、以及以天干地支纪年。
不过，这两种纪年的法子，效果都不太好。
君王在位年数纪年，其主要弊端是太过杂乱，可能存在记混，以及错记。
特别是在春秋时代，政权繁杂，君王沦为阶下囚，亦或是消失一二十年，都是相当常见的状况。
那么问题就来了。
老主消失了，肯定是新君即位。
新君上位，自是以新君的在位年数作纪年。
可，万一旧主没死，并且后续还成功回来了呢？
一旦旧主回来了，十之八九，又是旧主上位。
旧主一上位，纪年肯定又是以旧主的名字纪年。
这一来，就有可能存在一种特殊的纪年排布状况——
旧主元年、旧主二年、旧主三年、新君元年、新君一年、新君二年......旧主四年、旧主五年！
也即，两段有关于上一任君主的纪年，中间夹杂了新君的纪年。
不知情的人，一听纪年是“旧主五年”，可能还以为老君主是连着在位了五年呢！
殊不知，中间还夹杂了一位新君。
这一来，以君主在位的年数纪年的法子，不免就存在一些缺漏。
就算是编成史书，都容易让人记混，更遑论用作日常生活中的纪年？
天干地支纪年，可上载千年，下载千年，不容易记混，倒也算得上一种统一的纪年法。
但问题在于，这种纪年法子不太“亲民”。
就像是咸平四年（1000年），为庚子年，咸平五年（1001年），却为辛丑年。
就差了一年！
庚子、辛丑。
凡此二者，有规律吗？
从较为粗浅的角度来看，就是没有规律，也不好记。
天干地支纪年，一年一变。
欲以天干地支纪年，必得通晓天干地支。
但，区区平民百姓，又如何能理解其中的运行机理？
本质上，这种法子更适合记在书上，而非行之于日常生活。
这种状况，一连着延续到了西汉的汉武帝年间。
汉武帝创造了年号。
年号以二字为核心，较为精简，且几年、十几年更替一次，频率不长不短，相当适合在日常生活中纪年。
如此，也就使得年号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其二，彰显正统性与施政共识。
年号是具备一定的正统性的。
其创造的初心，其实就是为了彰显“君权神授”的正统性。
时至今日，传承了千载有余，自然也就成了传统，自带一定的正统性。
施政共识，本质上是通过年号传达一定的政治理念。
就像是汉武帝的“元朔”，有开创正统之意，本质上就是在呼应中央集权的诉求。
北魏孝文帝，注重民族融合，其年号就是“太和”，希望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较为平和。
其三，文明传承的载体。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史学研究上。
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无一例外，都与年号有关。
史学研究上，大都是以年号为核心，自然也就承载了文明。
此外，也有一些与政治相关的功用。
就像是到了大灾之年，中枢就会改年号，以此安抚民心，重塑威信。
总之，年号算是礼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点。
论起重要性，不说是一等一的存在，却也相差不大。
文书传下，其余五位内阁大学士，一一传阅。
绍圣！
绍祐！
熙和！
元符！
凡此四者，就是礼部拟定的年号备选。
绍述先帝，施行新法，可谓绍圣。
承袭祖祐，安定社稷，可谓绍祐。
国运兴盛、天下平和，可谓熙和。
天降祥瑞，巩固新政，可谓元符。
其中，绍圣、绍祐，都较为偏重于正统性。
一者含“圣”，与先帝挂钩。
一者含“佑”，与高宗皇帝挂钩，却是因高宗有过嘉佑之政的缘故。
熙和、元符，都是典型的吉祥性年号。
一者，注重“天下平和”。
一者，注重“巩固新政”。
就相关寓意而言，都是一等一的水准。
随手挑一种，都可作为年号，无非是好与更好的区别。
内阁的大学士，其他的不说，学识和记性还是没问题的。
简单的几种年号，仅是粗略一瞥，几人就都记了下来。
大致二三十息，文书传了上去。
五位内阁大学士，相视一眼，都并未贸然开口。
有些东西，就连内阁大学士，其实也是不能乱建议的。
年号，就是如此。
“大相公以为，何种为好？”章衡扶手，沉吟着，主动打破沉寂。
“绍圣、绍祐，过于偏向于正统。”
江昭注目于文书，摇头道：“若是先帝，以绍圣、绍祐，倒也合适。”
“但，若是陛下，便不必过于强调正统了。”
其余几人，皆是心头了然，点了点头。
先帝的太祖一脉的人，过继于太宗一脉。
若是先帝，其上位的合法性本质上来源于高宗皇帝，自是可适当强调正统性，表述正统即位。
可，陛下不一样。
陛下的正统性，来源于先帝。
也就是，先帝嫡长子、大周皇太子的身份。
自然，也就不必过于强调正统性。
否则，未免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熙和、元符，皆是寓意上佳。”
“就选熙和吧。”
江昭平静道：“国运兴盛、天下平和。或许，有机会造福生民呢？”
此言一出，其余人皆是一震，旋即心头了然。
元符，注重于“巩固新政”。
这一年号，其实不差。
甚至于，被选为真正的年号的可能性，一点也不低。
但问题在于，时代变了！
先帝年间，一干新政政令，可谓相当全面，几乎是覆盖了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
往后的日子，肯定也会有新的政令。
但，估摸着会与先帝年间的政令有区别。
先帝年间的政令，重在富国强兵、稳固社稷。
新的政令，估摸着是注重于“民生”二字。
也就是，缔造盛世！
这一点，从土地改革的政令，就可窥见一二。
时代变了。
自然，年号也就更注重于代表着【国运兴盛、天下平和】的“熙和”！
当然，其实也有可能是这一年号暗含“熙”字的缘故。
根据一些小道消息，先帝以“熙丰”为年号，其中就有“熙丰”暗含“熙”字，隐隐与熙河路有关的缘故。
“大相公，持论公允。”
“此言在理。”
“韩某附议。”
五位内阁大学士，相继点头。
对于此事，他们没有半分磋议的意思。
无它。
年号，本来主要就是君主钦定，符合君主的心意就行。
就像是关于先帝钦定年号的小道消息一样，因“熙丰”暗含“熙”字，就以此为年号。
表面上，可能过于轻佻，可信度不高。
但，几位内阁大学士都心知肚明。
这种传言的可能性，概率不低。
毕竟，礼部拟定的年号，都是上乘水准。
无论是一，亦或是二，其实都没有太大差别，选谁都行。
既是如此，具体选哪一种，可不就与君主的心意有关嘛？
此外，年号也是执政者表达执政意向的方式之一。
这也就使得，唯有执政者可钦定。
这也是为何，其余几人都没有胡乱插话的缘故。
执政者的表达执政意向，你敢质疑？
从根本上讲，这从来就不是能磋议的东西！
“其二，为江南路安抚使元积中上呈。”
江昭脸色一沉。
一伸手，手中文书传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