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上的几个妇人陷入沉默当中。
她们的嫁妆，是她们在这深宅大院中最后的依仗，决计是不能轻易掏出来的。
嫁妆在华夏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都被视为是女子的私人财产，一般由女子自行支配，法律条文上也是给予保护的。
然而，具体的所属权和支配方式，在不同朝代有着显著差异，且常常受到家族伦理和社会风气，以及法律条文的影响。
从先秦至宋代，女子对嫁妆的所有权相对明确，基本上被法律认定为女性的私产，女性拥有较强的支配权。
即便离异，也可以将嫁妆带走，保障了其一定的经济独立性。
在秦汉时期，女子的嫁妆在许多时候，甚至抄家都不会抄她的嫁妆。
到了元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华夏的司法和社会风气都受蒙古游牧民族习俗影响。
在这些游牧民的传统中，女性地位低下，本身常被视为财产的一部分。
当时的北方，许多北方汉人被游牧风俗影响，开始进行“收继婚”，这类子承父妾、弟纳兄嫂的习俗。
法律上对女性财产权的保护，也开始出现倒退。
《元典章》明确规定：“其随嫁粧奩原财产等物，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似前搬取随身”。
这意味着女子改嫁时，其嫁妆需留在前夫之家，不得带走。
前朝大晟的《晟会典》基本沿用了元制，规定“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夫家之家为主”。
女子若改嫁，不仅丧失对夫家财产的继承权，连自己带来的嫁妆所有权也一并丧失，尽归前夫之家所有。
唯有在夫亡无子且选择守节不改嫁的情况下，方可继承丈夫的部分财产份额。
这是由于极具“禁欲主义”色彩的“程朱理学”，在大晟进一步被强化和推行，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大力倡导女子从一而终，守节贞烈。
从制度和社会舆论上，双重挤压了女性的财产保障权。
当然，律法是律法，实际司法实践当中，大晟地方官府也并非一板一眼，完全照搬条文。
在具体案例里，媳妇往往有权拒绝婆婆索要首饰等贴身嫁妆的要求，因为这关乎最基本的颜面。
不过，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遇到什么样的官员，以及女方娘家的势力。
在社会底层，嫁妆本就不丰厚，其归属的决定权往往无足轻重，更容易被夫家侵占。
而在中上层社会，情况则复杂得多。
嫁妆往往极为丰厚，因为它不仅是父母对女儿的疼爱，更是女方家族实力的彰显。
嫁妆越丰厚，夫家在对待媳妇时，便不得不掂量其背后娘家的力量，无形中提升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
古代社会之所以流行“厚嫁”，除了彰显门楣，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确保女儿婚后能被夫家重视，生活得有底气。
例如北宋时期的执政苏文定公，为了给女儿置办嫁妆，甚至不惜倾其所有，卖掉在京城的田产，足见其对家族门楣的重视，以及对女儿的疼爱。
像贾家这等曾经累世公卿的豪门望族，最重脸面，通常情况下，绝不会公然索要加过了的媳妇之嫁妆来填补家用。
这等行径，一旦传扬出去，会被外人嗤笑为“破落户”、“吃软饭”，连累整个家族声誉扫地的。
当然，也不乏有的媳妇深明大义，或迫于情势，主动拿出嫁妆供养夫家、渡过难关的例子。
但这完全取决于媳妇自身的意愿，在夫家的地位以及那份难以言说的“良心”了。
总之，古代嫁妆大部分时候定义上，并不是给男方家庭的赠礼，而是娘家人给女儿的依仗。
古代的彩礼和嫁妆也并不对等。
至于现代婚嫁观念中的彩礼和嫁妆，那就是另外一个经济问题，与古代不是一回事儿。
而问题太过于尖锐，就不提了，避免和谐。
此刻，贾母虽未明言，但她那眼神已经把话说的非常明白了。
这无疑是将这最艰难的抉择，摆在了王夫人、李纨乃至王熙凤，这些嫁入贾的媳妇面前。
王夫人作为西府的当家太太，虽是个“面善心黑”的人，可这脸面平日里她是极其重视的。
眼下这般艰难的抉择，让王夫人如坐针毡。
她微微张了张嘴，那到了嘴边的话，几经翻滚，终究是没能吐出来。
她知道，这一旦开口应承下来，她辛辛苦苦积攒了半辈子，留给自己和宝玉做最后倚仗的私房钱和嫁妆，可就真真是打了水漂，再也寻不回来了！
主要是眼下为了缴纳这笔天价罚银，家里连那些能生金蛋的铺子都要忍痛发卖。
这家里没了铺子和田庄这两项稳定的进项，今后这一大家子的开销用度该怎么办？
到时候，还不是得靠着她们这些媳妇们各自动用嫁妆来勉强维持体面，苦熬度日，现在若把老本都填了进去，将来可真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想到此处，王夫人只觉得胸口堵得慌，一股难言的委屈和怨愤在她心中翻涌，她不由得开始暗暗埋怨起那高高在上的大顺朝廷。
她暗自思忖道：
“我那元春，如今好歹也是在太子身边近身伺候的人，没有功劳，也该有些苦劳吧？”
“这大顺朝廷，难道就不能看在这点情分上，对咱家稍加顾及，网开一面吗？”
“不过是通融通融，将那罚银的数目折减一些，或者宽限多些时日，于他们而言，不过是抬抬手的事情，又能损了朝廷几分威严？”
“这万里江山的税银，如今都是你们张家爷俩的了，难道还缺我们贾家这几万两银子不成？”
“何苦非要这般赶尽杀绝！”
这念头一起，她甚至不由自主地开始抱怨起自己的亲生女儿元春来。
她接着在心中暗自抱怨：
“唉！”
“元春这孩子，自小便是这般温顺老实，不懂得争抢。”
“当初在大晟的时候是这般，如今到了这新朝的太子身边，怎的还是这般不懂得变通？”
“既已在太子身边伺候着，难道就找不到机会，替家里分说几句难处，求个恩典？”
“只知道一味写信回来，催促家里赶紧认罚缴银，言辞间全是朝廷的法度规矩...”
“她...她怎的就不好生想想，家里如今是个什么光景？”
“这二十万两雪花银，又不是二十两，岂是说拿出来就能立刻拿出来的？”
“这般逼迫，岂不是要逼死我们吗？”
“送进宫里去这么多年，在大晟皇帝身边没见有什么大造化，如今到了新朝太子身边，原指望她能有些出息，能帮扶家里一把，谁知...”
“谁知道...竟还是这般老实无用！”
只能说，这贾家上下，都指望着园子里的姑娘们能攀上高枝，换来家族的荣华富贵。
却从不曾认真想想，自己和自家的爷们们在外面又做了些什么孽，积下了多少祸根！
两府落到今日这般田地，说句诛心之论，与这些自幼被圈养在深闺，在命运面前毫无抉择权的女儿们，又有何干系？
是，贾家是将她们金枝玉叶般地养大了，锦衣玉食，教她们习诗书礼仪，她们理当感念家族恩养，在力所能及之处回报家族。
但这绝不意味着，她们就有那通天的手段，能将父兄族人捅出的所有窟窿和惹下的所有祸事，都一手抚平！
她们终究是人，是在这个时代里本就权势有限的女子，而非无所不能的神仙！
可悲的是，贾家这些久困内宅的妇人，仿佛总有一种错觉，以为女儿一旦入了宫，在贵人身边待着了，便立刻拥有了翻云覆雨的滔天权势，合该为家族扫平一切障碍。
不过是，深闺妇人因见识短浅而产生的虚妄幻想罢了？
这宫里的娘娘就有那般好做了？
说句正理，这嫁出去的女儿，有能力帮衬一下娘家那是情分，如果没什能为，只要在夫家本本分分过好日子，不给娘家添麻烦就已是万幸了。
与其在这里埋怨女儿不中用，倒不如想想，自己和贾家的爷们，此刻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元春的信，已然是为家族指了一条“认罚保平安”的明路。
可家里这些人呢？
却仍旧贪心不足，既想保全家族，又妄想一毛不拔，天下哪有这般两全其美的好事？！
大顺朝廷此番没有借题发挥，将贾家这等已无甚“统战价值”的前朝勋贵余孽一网打尽，已是天大的宽厚了。
贾政瘫坐在椅子上，一直是哑口无言。
他素来迂阔，又好那点清贵的面子，即便到了这步田地，也断然拉不下脸来，开口让自家媳妇，乃至儿媳妇，动用嫁妆来填补窟窿。
至于坐在王熙凤身旁的贾琏，那更是没有盼头，他是没什么私房钱的，还时常悄摸从公中取用花销。
更不敢跟王熙凤提让她把嫁妆都掏出来，填补窟窿。
贾母将目光从儿子和孙子身上移开，重新落在下首的王夫人身上，眼神里充满了心寒以及失望。
她自己已然做出了表率，将这压箱底的嫁妆和体己拿出来，只为了能保住这个家。
可这个平素吃斋念佛，掌管着西府内务的当家太太，到了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心里盘算的，却是如何守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贾母只能在心中哀叹一声：“都到了这个地步，怎么还看不穿，悟不透呢？”
“这些黄白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眼下若是连家都散了，人都不在了，守着这些死物又有何用？”
更让她无奈的是，自己这儿媳妇竟还未参透元春那封信背后的深意。
元春也不过是太子身边伺候的一个女官罢了，若无太子授意，岂能轻易将家信递出？
更何况送信来的还是东宫的管事太监！
这分明是那位权势赫赫的太子殿下，通过元春之口，在给贾家指一条明路，认罚、缴银、消灾！
若再不识时务，硬要抱着侥幸心理拖着，那等着贾家的，恐怕就不是罚银，而是抄家灭族的大祸了！
甚至，再往深处想一层，太子肯让元春递这封信，本身是否就意味着，他对元春是另眼相看的？
这是一种警告，也未尝不是一次考验。
若元春能因此事更得倚重，将来在宫中站稳脚跟，乃至获得更大的机缘，她王夫人这个当娘的，难道还怕没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眼下这点浮财，与那可能到来的泼天富贵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贾母还是要比这些晚辈，看的要长远些，虽未必能全然洞察宫中风云变幻，但这层利害关系，她是看得清的。
可底下的人，却像是被猪油蒙了心。
她只得深吸一口气，用尽量平缓的语气开口道：“眼下家里的难处，大家都看在眼里，老婆子我心里也跟明镜似的。”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语重心长：“这罚银，是咱们家里应该的，毕竟咱们触犯了这大顺朝廷的律法。”
“更是...更是宫里递出来的意思。”
“咱们家，是必须要交的，一分一厘也少不得，迟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