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政府仅剩的五百四十万两银子，又减去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仅剩三百九十万两银子。
张承道其实还是有些心疼的，但是心疼也没办法，这钱必须要花呀！
天下哪有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的道理？
此时，胡德庆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他禀报时语气也显得格外沉重：
“大王，殿下，此外尚有一事关乎国运民生，亟待圣裁。”
“根据工政府左侍郎于丘历时一年有余，亲赴黄河沿线细致勘察后所呈之奏报...”
他略作停顿，语气更加沉重：“月前山东、河南大水，其根源之一，在于黄河水道多年失治，泥沙淤积，河床高悬，已成地上悬河，陕西今年又连续下了太久的大雨，黄河之水流量激增，河水又不能顺着下游排出，因此倒灌在两省泛滥。”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大晟在河道治理的积弊。”
“好在两省地方官，早已及时发现要发大水的迹象，从而早早组织百姓撤离，减少了大量的损失。”
“但于侍郎断言，若不痛下决心，大力整治，引导黄河重归稳固之故道，则未来水患必将频仍，愈演愈烈，恐酿成更大惨剧！”
“此非一朝一夕之功，乃系一项需耗时数年、投入巨万的长期工程。”
“工政府与于侍郎建议，朝廷当下便应明确规划！”
“首要之务，便是立即停止向黄河故道范围内移民。”
“然后果断将居于这些故道，以及那些规划中需用作泄洪、蓄洪区域的百姓，全部迁移至安全地带。”
“此乃治本之先声，乃避免未来更大损失的无奈之举。”
虽然这样说，但是他还是强调了一下要面临的严峻问题：
“治理黄河，工程浩大，所费银钱必然是无底洞，绝非当前国库所能支撑的住。”
“更棘手之处在于，我大顺定都神京，漕运关乎京师命脉。”
“若此刻大举治理黄河，势必严重影响运河通航，届时南粮无法北运，海运如今成本巨大，到时神京恐有断粮之危！”
说完了困难，当然就要开始表明了政事堂的立场了：“尽管如此，经政事堂与户政府、工政府反复磋商，臣与几位平章皆以为，于侍郎所言，实乃老成谋国，着眼长远之论！”
“黄河之患，泛滥数百年，中原、山东、两淮之百姓苦其久矣！”
“终不可不治！”
“长痛不如短痛，纵有千难万难，此事亦必须提上日程。”
立场也表明了，解析自然是提出方案了，只见胡德庆吞咽了一口口水，才继续道：
“故此，政事堂议定，当务之急，便是依照于侍郎所勘察标注之范围，立即启动移民。”
“此事主要涉及河南、北直隶、山东三省，预计需迁移百姓可能达到二十万众，横跨三省之地，工程亦是浩繁。”
“咱们一次性，肯定不可能迁移这么多百姓。”
“政事堂的意思是，分批次逐步迁移百姓。”
“借着此次水患，先在河南和山东，迁移大约五万左右的百姓，当然具体数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最后，他报出了为此预备的巨额预算：
“此次五万的移民，虽非长途迁徙，然人口众多，亦需为其划拨田地、提供口粮种子、建造临时居所，各项花费不可或缺。”
“经与户政府、工政府核算，政事堂拟为此项移民妥善安置事宜，预留白银二百万两，务求使背井离乡之百姓得以安顿，不至流离失所，引发新的动荡。”
此言一出，殿内鸦雀无声。
三百九十万两的结余，转眼间又要划去二百万两，仅余一百九十万两。
这点钱还只是洒洒水，仅仅能完成前期一部分移民的安置工作。
而这，还仅仅是治理黄河这场漫长战役的序曲。
二十多万人的移民工作，全部完成恐怕需要六百到九百多万两银子。
花这么多钱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大顺不能不管老百姓死活。
如果强制迁移不管他们死活，自然可以不花这么多钱。
但那必将酿成无数人间惨剧，这与大顺，“顺天应民”的立国根基背道而驰。
大顺，能这么做吗？
答案是肯定不能这样做。
待移民安置妥当，挖掘河道、加固堤防等工程方才开始，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无底洞。
哪怕把黄河引回故道了，也不算完结。
每年还是需要投入巨额钱粮进行维护、清淤，否则年深日久，泥沙再度淤积，悬河之势复起，黄河必将再次寻找它的出路，肆虐改道，周而复始。
这非一时一代之功，而是一场需要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与大自然做的斗争。
一旦有一代人懈怠，便会再度陷入深渊之中。
相较于殿内诸公的神色，张逸和张承道的神色，却显得相对平静。
因此在几天之前，他们父子便已与政事堂，以及户政府和工政府的尚书以及侍郎，进行过深度讨论了。
政事堂最终的决议，本就获得了他们父子的首肯。
主要是现在大顺财政确实吃紧，要是有钱，张逸本人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投入，以期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这一大患。
想着，他又不自觉回忆起前世记忆。
黄河，从大禹治水开始，便困扰了中原王朝数千年的心腹大患。
直至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以超凡的魄力与组织力，才最终真正将这条狂躁的巨龙驯服。
黄河其泛滥与改道的历史，交织着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因素。
比如在南宋时期，建炎二年，为抵御金兵铁骑，罕见杜充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决口，导致了黄河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人为改道，开启了黄河“夺淮入海”的历史。
彼时，黄河尚分为南北两流：
南流夺泗水、淮河河道，经济宁等地东流入黄海。
北流则沿大清河故道，注入渤海。
之后，南宋绍熙五年，黄河再次自然决口，发生第二次大规模夺淮入海。
这一次，淮河水系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巨量的黄河泥沙汹涌而下，淤塞了淮河下游河道，使其入海之路严重受阻。
洪水无处宣泄，只得在低洼处积蓄，致使洪泽湖水域不断扩张，原本水系分明的黄淮地区变得紊乱不堪，水患频发，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复杂的自然地理难题。
到了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黄河治理便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政治怪圈：“保漕运重于治黄河。”
即便是在蒙古人的粗犷治理下，各地动荡不安，元朝政府也依然要征发徭役治理黄河。
不过其治理黄河的首要目的，并非根除水患以安黎民，而是为了确保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畅通无阻，维系京师粮食供应罢了。
简而言之，京师这些爷的肚子，压过了黄泛区百姓的身家性命。
保障运河通畅作为第一政治原则，使得数百年的黄河治理，始终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