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上京道，唯有广筑堡寨，步步为营。
不过，以辽国各道兵马互不统属的积习，欲调动上京道军力南下丰州，非南院大王、北院大王这等层级的统帅不可。
这便不得不略提辽国军制。
辽国军制之混乱，体系之繁杂，堪称一笔糊涂账。
即以当下辽国西京道为例，辽廷划分了大同府、朔州、应州、蔚州这“山后四镇”，却设置了五个节度使。
每位节度使麾下皆领有一定数量的汉军，多寡不一，总计可战之兵约两万之数，此尚不计厢军，节度使之间还不搭理。
除汉军外，尚有“宫分骑卫军”，此为辽帝私兵。
这些宫卫军并非皆簇拥帝侧，如当今辽道宗所属为“太和宫”，前代皇帝所创的永兴宫、彰愍宫等军，则多派驻前沿。
这些驻外的宫分军，直属各宫提辖司，仅听命于辽帝本人，节度使或统军司皆无权调遣。
也就是你节度使手下兵马死完了，出不出兵也得看他心情，他出兵是情分，不出兵救援是本分。
另有草原各部的“部族军”。
他们亦常至辽宋边境戍守，然其听令于谁？
并无定规。
有招讨司则听招讨司，无则听兵马都部署司，再无则听统军司，若皆无，便自行其是，只听本部详稳节制。
总之，大抵是不听节度使调遣的。
如此纷杂错乱，堪称一盘散沙。
此番辽国攻宋，便是抽调了山后四镇部分兵力，并掏空了丰州附近的西南招讨司家底，凑出十余万大军。
兵员虽众，却各有所属，号令难一。
这从往年宋辽冲突之中便可亏得一二。
战事初起，辽军或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降，这些往往皆是节度使所控汉军所为。
然则，这般混乱的军制，何以又能使辽国称霸北疆，威压诸部，更逼得宋朝岁岁纳贡？
关键在于，一旦辽国派出南院大王或北院大王其中一人总揽军务，所有纷杂统属便瞬时理顺。
辽国对外重大征伐，但凡以此二王为帅，便罕有败绩。
尤以北院大王为甚。
昔年高粱河之役，宋太宗北伐，初时势如破竹，辽军节节败退，终为北院大王耶律休哥所阻；后永熙年间宋军再伐，东路仍败于耶律休哥，西路则败于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之手。
这并非玄虚，原因在于“南北院大王”头衔之上。
除辽帝与通常由储君兼任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外，南北院大王便是辽国军队理论上的最高统帅，对诸军拥有绝对领导权。
在统一号令之下，那盘散沙方能凝聚，发挥其本当具备的战力。且南北院大王往往亲领“五院部”、“六院部”精锐，此二部脱胎于耶律阿保机时代的迭剌部，本就是辽军最锋锐的“草原之刃”。
正因其权柄过重、所部过锐，辽帝通常不令其轻离中枢，唯有重大边患时方遣出镇抚。
故此，徐行判断，此刻于北线筑堡设防，时机并不算晚。
西南招讨司驻地被偷袭，关他西北招讨司什么事？
等到辽廷察觉局势有变，再议定派遣南北院大王、集结兵马、自上京道发兵南下，至少得一个月。
反倒是原驻此区域的西南招讨司，因大本营遭袭，更可能迅速回师反扑。
然只要偏头关与杀胡口在手，西南招讨司要攻丰州，便须绕道上京道，其路远且难。
即便杀胡口一时难下，洪河谷地本身亦是易守难攻的狭隘之处，宗泽等人若于谷口广筑堡寨，层层设防，亦非不可一战。
所以，杀胡口能取则战略主动，纵不能取，亦未尝不可一战。
“汝霖，已可独当一面。”徐行十分高兴。
宗泽自赴北线以来，所谋确实令徐行刮目相看。
历经千里转战、覆灭西夏这般锤炼，这位‘如夫人’，其沉毅果决、知兵善谋的一面，已逐渐崭露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