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崇维面色沉凝，他博通经史，自然知道潘朱所言并非全无依据，前朝旧事历历在目。
他长于义理精于宏观，对漕运弊政能痛陈其害，但对如何具体构建一个不被商贾反噬、又能有效监管的海运体系，确实缺乏深入研究和实务经验，只能缓缓道：“二位先生所虑，自是国政之重，但因噎废食岂是智者所为？朝廷既知弊端，便当思更周密之法度、择更忠直之能臣、行更严苛之考成，而——”
“守原公。”
潘思齐温和却坚定地打断他，愈发恳切道：“更周密、更忠直、更严苛，说来容易，行之何难？足下先前提到前岁漕督衙门之巨案，此案发于运河，尚有驿站塘马可通消息，尚有沿河府县可作策应，监管之力百倍于海运，犹不能杜绝硕鼠成群。试问，若将这千里命脉置于朝廷耳目难及的汪洋之上，其风险又将放大几何？此非‘更’字所能弥补，乃根本之难也！”
他用云崇维屡次提及的漕案反证海运监管的难度，这一手极具杀伤力，堂内儒生听得深以为然，就连一些原本摇摆的中立者，此刻也觉得云崇维过于理想化。
站在一旁的朱颐接过话头，捻须道：“守原公，民以食为天，国以赋为脉。运河之重，在于保漕粮无虞，按时按量抵京，此乃维系京畿百万军民和九边将士口粮之根本。海禁若开，其最大之患便在于无常二字，且听老朽剖析之。”
云崇维正色道：“请。”
满堂目光聚焦在朱颐身上，就连薛淮都认真地听着他的长篇大论。
“海上风云瞬息万变，飓风一起樯倾楫摧，整船漕粮便尽付东流，漕粮有定额定限，误期则京师震动边关告急。海运遇阻信息断绝，朝廷如何预知？若数船连损缺口巨大，难道要临时再向东南加征？此举徒增民怨，更易引发恐慌，以致米价腾贵京师动摇，此其一也。”
朱颐目光炯炯，继续高声道：“其二，海运成本岂止载具之费？为防海盗倭寇，商船需要武装，水手亦需精壮勇悍，此等投入耗费极大，最终必转嫁于漕粮成本或朝廷税赋。运河虽有纤夫河工之苦，然朝廷百年经营自有成例可循，大体可控。海运初兴诸事草创，其靡费恐远超预期，此利又从何来？莫非又要加赋于民？”
“其三，方才守原公痛陈三十万民夫之苦，然海运若兴，此三十万依赖运河为生的纤夫、河工、码头脚夫乃至沿途依托漕运而兴的旅店商铺，生计何依？此等百万生民之安置，朝廷将如何决断？此非小仁小惠，实乃关乎东南半壁之安定！公欲解三十万之困，而置百万众于水火乎？”
他这连续三问彻底击中云崇维的软肋，开放海禁可能会导致的民生动荡、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庞大漕运人口的安置、海上风险的规避、海商做大的隐患防范，这些都是云崇维无法立刻给出具体解决方案的难题。
云崇维眉头紧皱，潘思齐和朱颐在陆子野吃瘪之后立刻转换策略，他们不再执着于道统和清谈，而是将开放海禁的疑难之处掰开揉碎，清清楚楚地摆在所有人眼前。
而这显然是云崇维最薄弱的地方。
堂内的风向愈发偏向两位理学泰斗，此刻就连李岩也长叹一声，无奈地摇了摇头。
潘思齐见时机成熟，便神情凝重地说道：“守原公，海运之议非自今日始，前朝亦有开海之议，最终何以偃旗息鼓？非不知其利，实畏其害。海禁之国策，乃我朝列祖列宗，深鉴于前朝海贸失控、倭患频仍、利权旁落之痛史，反复权衡方定下的固本之策！其核心非为扼杀商机，实为重本抑末，护我农桑之根基，维系社稷之稳固！”
“《大学》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国家所求首在安定，海禁之严虽有不便，然百年以来沿海大体承平，商贾虽有小利可图，却难成尾大不掉之势，此乃舍小利而保大局，抑末流而固本根！”
“今若因一时之困轻启海运，重利而轻义，无异于饮鸩止渴。商风炽盛则农本动摇，海商坐大则海防堪忧，利权外泄则国用匮乏，流民四起则社稷倾危！此四者环环相扣，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守原公，此非老朽危言耸听，实乃青史殷鉴，血泪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