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一早，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在省文联的会议室里召开。
屋子不大，挤挤挨挨坐了二三十号人，多是些生面孔。
司齐和余桦找了个靠后的角落坐下。
空气里弥漫着茶叶用热水泡过飘出的味道，偶尔有人低声交谈，嗡嗡的，像一群困在玻璃罐里的蜜蜂。
先是领导讲话，冗长，套话多。
司齐有点走神，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划拉着。
好不容易轮到作家发言。
一个个上去，谈创作体会，谈时代使命，谈艺术追求。
慷慨激昂的有，结结巴巴的也有。
余桦是第五个上去的，他清了清嗓子，努力想让声音听起来沉稳些，可还是带了点绷着的劲儿。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也是刺向虚无的利剑……”他果然用了那个“雷人”的开头，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响。
司齐听着，觉得有点中二，但看到余桦那股认真劲儿，又觉得……挺有意思。
这小子，是真把这事儿当回事了。
不同于莫言的“热忱”，余华善于采用近乎绝对冷漠的写作手法，他的小说虽然充斥着大量的死亡与暴力，却极少夸张和抒情。
既没有压抑不住的愤懑和呼天抢地的痛苦，也没有插入作者本身的评论或看法，大部分都只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展开。
他以旁观者的姿态来刻画人物、叙述暴力与死亡，给人以一种彻彻底底的阴冷，或者可以叫客观的冷漠。
如今的余桦，或许还不够“冷漠”，心中的那团火还没有内敛变成鼓荡的阴风，这团火，让他笔下的文字还带着一丝属于“人”的温度，一种尚未被彻底剥离的、对现实的直接愤怒与不甘。
下午。
轮到司齐时，会议室里明显安静了一瞬。
不少目光“唰”地聚焦过来，好奇的，审视的，还有一些不以为然。
《最后一场》的风波，显然在座的基本都知道了。
司齐上台，没拿稿子。
他把《最后一场》的创作初衷、对陆恒这个人物的想法、对传统艺术在时代洪流中处境的观察，简单说了说。
他语速不快，也没什么慷慨激昂的调子，就是平铺直叙，像在跟人聊天。
他说完，微微鞠躬，准备下台。
主持的老同志却抬手示意他留步：“司齐同志请稍等，下面是自由提问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司齐同志请教。”
会场沉默了几秒。
然后，坐在第一排、一位穿着笔挺中山装的老同志慢慢站了起来。
“司齐同志，”冀汸的声音不高，带着点江浙口音，但很清晰，“你小说里，侧面描绘四十年后的景象。剧院变繁华的商场，手机能触屏，高铁和飞机遍地跑……写得很细很生动，仿佛那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我想问问，这些描写的依据是什么？是你查阅了什么资料，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思考？”
司齐愣了一下。
这问题……有点偏啊。
他摇摇头，很实诚地回答：“冀老，没什么特别的依据。就是……那么一想，觉得未来可能会那样，就写进去了。”
冀汸闻言，明显有些失望。
冀汸旁边另一位略显清瘦的老者也站了起来，是黄源。
他扶了扶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很锐利：“司齐同志，你觉得，咱们国家，未来四十年，真能发展成你小说里写的那样？村村通柏油路，触屏手机人人有，高铁一小时几百公里？你觉得这可能吗？”
司齐本能地想摇头，这种话，说出来，谁信啊？
可话到嘴边，他猛地刹住。
自己明明亲眼见证了，可到了嘴边，怎么怀疑了？
他顿了顿，迎着黄源探究的目光，点了下头，语气尽量平稳：“黄老，我……相信能。只要相信，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小说里的描绘，是我心里的一种期盼。”
就在这时，中间的夏衍站了起来，“那你这设想，是纯粹天马行空的幻想，还是基于你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判断？”
司齐有点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