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门的门洞子又高又深，马车轱辘碾在青石板上，声音闷闷的。
郑茶茶掀开车帘一角，眼睛睁得老大。
外城的街道宽得能并排跑四辆马车，两边全是两层三层的铺子。绸缎庄门口挂着五色幌子，酒楼二楼传来猜拳行令声，药铺伙计站在梯子上擦拭“地道药材”的匾额。街上人来人往，挑担的、推车的、骑驴的，大都穿着齐整的粗布衣裳，没见着几个带补丁的。
“奇了怪了……”
茶茶小声嘀咕。她在泉州时，常听人说北方大旱，赤地千里，老百姓没饭吃，只好拖家带口闯关东、下南洋。还说北京城里到处都是流民，永定门里头天天设粥棚，排队的人能从城门排到天桥。
可眼前这景象......
街面干干净净，别说乞丐，连个蹲在墙角晒太阳的闲汉都没有。几个衙役挎着腰刀慢悠悠溜达，有个卖炊饼的老汉推车经过，还朝衙役笑着点点头。
“看见没？”
郑芝龙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茶茶忙放下帘子，坐直了身子。
“这才一个丰收年。”郑芝龙摸着下巴上的短须，眼睛眯着，“京畿、山东、河南，冬小麦一收，城里城外就活过来了。茶茶啊，你是没见着前些年——崇祯十二年那会儿，我从天津卫进京，永定门外头乌泱泱全是人，都是等着喝粥的。粥棚一天煮三十锅不够，饿死的人用板车往外拉，一天能拉十几车。”
茶茶听得心里发紧。
“那……现在怎么……”
“现在？”郑芝龙笑了，笑声里透着感慨，“现在辽东开了八千万亩地，一亩地打三石麦子，那就是两亿多石。山东河南那边，夏粮一收，仓房都塞满了。我听户部的朋友说，今年漕粮都不用运了，以后运河就给咱们这样的买卖人用......不过要收费。”
他说着，撩开帘子往外指了指。
茶茶顺着看出去。马车正从天坛西边过，那坛墙又高又长，望不到头。坛墙根下，几个老汉坐在树荫底下下棋，旁边小孙子捧着个粗瓷碗，正呼噜呼噜喝绿豆汤。
“所以说啊，”郑芝龙放下帘子，靠在车厢上，“这大平原，真是养人。咱们福建那儿，巴掌大的地能养活一家子就算不错。这儿呢？一望无际，撒把种子下去，秋天就能收粮食。茶茶，你记住......”
他转过头，盯着女儿。
“日本那地方，四岛加起来，还没辽东一个省大。山多地少，种不出粮食，要发展......就得从那几个岛子上冲出来！但如今中华强盛，威加海外，日本人根本冲不出来，硬冲出来也是当倭寇，万一冲撞了天威，还会招来天兵讨伐。所以德川幕府干脆锁国，自己过自己的......”
茶茶重重点头。
她想起京都的街市。窄窄的町道，两边是木格子屋，下雨天还得踩着一块一块垫脚石走。最好的锦市场，也不过是条两丈宽的巷子，哪像这北京外城，街宽得能跑马。
“女儿明白。”她轻声说。
“明白就好。”郑芝龙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明日为父就带你进宫。见了万岁爷，见了皇后娘娘、贵妃娘娘，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吧？”
茶茶深吸一口气。
这口气她练了三个月。郑家从泉州请了三个女师傅，一个是宫里放出来的老宫女，两个是江南世家出来的教养妈妈。三个月里，她学走路、学说话、学行礼，学怎么低头、怎么抬眼、怎么抿嘴笑。
“女儿知道。”她又说了一遍，声音稳了些，“少说话，多听。问什么答什么，不问不开口。行礼要稳，眼神要正，心里再慌，脸上不能露。”
郑芝龙笑了，拍拍女儿的手。
“不愧是我郑家的女儿。”
马车这时过了正阳门。茶茶忍不住又掀了帘子——皇城就在眼前了，那墙真高，砖是暗红色的，顶上盖着黄琉璃瓦，太阳一照，晃得人眼晕。
她心里怦怦跳，像揣了只小兔子。
可马车没往皇城去，往西一拐，沿着城墙根走了两刻钟，停在一座府邸门前。门楣上挂着匾，黑底金字：敕建济州郡王府。
“今儿先歇着。”郑芝龙下车，掸了掸袍子，“明儿一早，咱们一块儿进宫。”
......
第二天一大早，香山离宫里，崇祯正坐在水榭里纳凉。
水榭三面开窗，窗外是片荷塘。荷叶铺了满塘，粉的白的花从叶子间探出来，风一吹，摇摇晃晃的。两个宫女在边上打扇，扇出来的风带着冰盆里的凉气，倒也舒坦。
就是心里不舒坦。
崇祯捏着手里那本奏折，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儿。
“八千万亩……”他嘀咕着，“一亩打三石，那就是两亿四千万石。换成面粉……出粉率按六成五算，就是一亿五千六百万石。一石面粉一百二十斤，那就是……”
反正很多就是了！
“皇上。”
声音从门口传来。崇祯抬眼，见卢象升和杨嗣昌一前一后进来，两人都穿着葛布袍子，额上渗着汗。
“坐。”崇祯指指对面的凳子，“冰镇酸梅汤，自己倒。”
卢象升也不客气，端起青瓷壶倒了碗，咕咚咕咚灌下去半碗，长舒一口气：“这天气，真要命。”
杨嗣昌斯文些，小口抿着，眼睛却盯着崇祯手里的折子。
“辽东的春播，”崇祯把折子递过去，“你们看看......长势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