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刻，文渊阁东暖阁里，四盏青瓷油灯的光晕只能照见桌子一圈。炭盆里的炭快烧尽了，剩下点红火暗搓搓地闪着。
钱谦益捧着暖手炉，花白胡子在灯光下微微抖。他指着桌上摊开的《大明舆地全图》，辽东那块地方墨迹崭新，显然是刚画上去的。
“自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那老奴作乱，”他的声音有些凄苦，“辽东沦陷二十四载。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十室九空啊。”
老阁老叹口气，看向坐在对面的黄宗羲：“太冲，你前日去了京郊流民营，情况怎么样？说说看。”
黄宗羲站起来，他说话时嗓子有点哑：
“学生……学生看见那些流民，七八个人挤一个草棚。天寒地冻的，身上就穿着单衣，再裹条草席子。有个妇人，孩子才三个月，没奶，用凉水掺着观音土喂。学生给了她半块饼，她跪下来磕头，头都磕破了。”
年轻人说到这儿，喉结滚了滚，说不下去了。
倪元璐拨了拨算盘珠子，噼啪两声打破沉默：“下官算过，陕西、河南、山东三省，在册的流民就二百八十七万。实际……怕是不下五百万。”
“五百万张嘴，要吃饭啊！”钱谦益手指点在辽东地图上，“这地方，能开垦的田地，不下五千万亩。一丁授十亩，就能活四百万户，两千万人啊！”
杨嗣昌轻咳一声：“授田是好事，可怎么授，谁去授，这里头有讲究。”
“讲究？”黄宗羲年轻，性子急，“孟子曰，民有恒产则有恒心。把地分给百姓种，天经地义，还要什么讲究？”
钱谦益和杨嗣昌对视一眼。
老阁老慢慢开口：“太冲啊，你可知如今军中流传什么说法？打下辽东，士卒要分五十亩，军官要分几百亩、上千亩。孙传庭、曹变蛟、周遇吉这些大将，一人就要分走几千上万亩的良田！”
倪元璐手指在算盘上飞快地拨：“下官粗算，若按军中所传，辽东五成好地，都要归了军功地主。那流民分什么？分剩下的薄田、山地？那和没分有什么区别？”
黄宗羲愣住了。
“这还不算，”杨嗣昌接话，声音压低，“卢象升三十五岁，孙传庭四十二，曹变蛟、周遇吉都才三十出头。这些人要是在辽东有了万亩良田，有了根基，十年二十年之后，辽东听谁的？听朝廷的，还是听他们的？”
其实......辽东听谁的还好，真正的问题是卢象升、孙传庭这把年纪，两人轮班当首辅，出将入相的，能把杨嗣昌熬成灰！
首辅......他这辈子都没机会！
钱谦益站起身，走到窗前。外头雪还在下，把紫禁城的黄琉璃瓦都盖白了。
“唐之藩镇，前车之鉴啊。”他转过身，“今日授田一千亩，明日就是一万亩。军功地主不纳粮、不当差、世袭罔替。二十万大军，人人有田产，只听将主号令——届时天子之令，出得了山海关么？”
黄宗羲手有些抖：“那……那该如何？”
倪元璐从袖中掏出奏本草稿，摊在桌上：“下官与二位阁老议了三日，拟了《辽东行省田制疏》。”
他一条条念：
“一、设辽东行省，置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任，由吏部铨选。
二、辽东土地，一律收归官有。由布政使司清丈造册，按丁授田，一丁十亩，发‘官田契’，十年内不得买卖。
三、流民迁徙，每丁给安家银二两、种子三斗、耕牛一头（三家合给）。
四、税制，十税一。以五千万亩计，年可收粮七百万石。
五、军功赏赐，一律折银。总兵赏万两，副将五千，参将三千……如此，将士得实惠，朝廷得土地，两全其美。”
杨嗣昌补充道：“辽东州县官员，当从两榜进士中择优选任。三年考满，优者擢升。如此，天下士子必踊跃赴辽。十年之后，辽东文教大兴，可成塞北江南。”
黄宗羲听得心头发热。
这才是圣人之政！这才是天下为公！
“学生愿为此事奔走呼号！”他起身长揖。
钱谦益拍拍他肩膀：“太冲，你写篇文章，就写《辽东田制议》。要写透三层：一写流民之苦，字字血泪；二写耕者有其田，乃尧舜之道；三写军功授田之弊，以史为鉴。要让市井小民读之落泪，要让军中士卒闻之惭愧，要让陛下观之动容。”
“学生明白！”
钱谦益提笔，在奏疏末尾郑重署上“臣钱谦益谨奏”，又让杨嗣昌、倪元璐、黄宗羲一一署名。
墨迹未干，他对着奏疏看了半晌，轻声道：
“明日早朝，老夫亲呈此疏。辽东之地，关乎国本。绝不能成将门私产，绝不能为藩镇之基。诸君，共勉之。”
......
清华园讲武堂的武成阁，暖和得让人冒汗。
四个铜兽炭盆烧得通红，墙上那幅巨大的《九边要塞图》被热气烘得微微卷边。辽东那块插满了小红旗，密密麻麻的。
卢象升没穿官服，就一身棉袍，袖子挽到小臂。他站在辽东沙盘前，手指从锦州划到沈阳，又从沈阳划到赫图阿拉。
划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