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夜，深了。
乾清宫西暖阁里，灯火通明。
崇祯皇帝还没睡。他坐在书案前，身上披了件道袍，袖子挽到了胳膊肘。案上摊着几本密折，还有户部、工部送来的册子。上面记着田亩、户口、盐课、商税的数字。
他捏着笔，一笔一笔在稿纸上写着。字迹端正。
稿纸顶端，他写了三个字：朱思文。
这是他的笔名，朝野都知道是谁。他这回要用纸笔讨伐的，还是那个笔名叫“卫道子”的钱谦益，和他背后那些士绅地主。
文章的题目，他已经想好了，叫《天下财富几何？东南税赋可否公平论——兼问卫道子先生》。
他要算一笔账，算给天下人看。要用算账讲理的办法，把自己摆在真理一边，当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明君。
“国朝之困，不在无财，而在赋税不均，征收不力。”
开头一句，定了调。不是没钱，是收钱不公，收钱不力。该收的不收，没钱的乱收！
接着，他开始算账。
“万历年间清丈，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八省在册田亩，约四万万亩。”
其实这个数目都是没查明白的结果——查不下去啊！张居正都查不动！好在崇祯“官”比张居正大，手里还有几万嫡系枪杆子。
“若每亩，连辽饷算上，实征银五分，岁入可得多少？二千万两！”
他笔尖顿了一下。
“可如今实征多少？三分之一都不到！为何如此？田亩隐匿，投献成风，官绅优免，积弊太深！”
笔尖用力，墨迹透过了纸背。
“更有甚者，如今皇庄和宗室的王田，都已按亩纳赋，分文不少。为何东南膏腴之地，那些田连阡陌的士绅，反倒坐享其成，不交分文？这，公平吗？”
算了田赋，再算商税。
“东南之富，甲于天下。苏杭丝绸，一年出千万匹；松江棉布，何止亿计？朝廷若能值百抽三，岁入何止数百万？”
“可如今商税之征，十成收不到一成。巨利归了豪商，国用反而见绌。这，又公平吗？”
最后算盐税。
“太祖时，人口六千万，盐税岁入二百五十万两。如今人口翻倍还不止，盐课反而不到二百万两！若盐税能收到五百万两，人均负担不过几分银子，就能活灾民百万，充九边军饷。奈何今日盐政败坏到这地步？”
三笔账算完，他笔锋一转。
“如今朝廷不是要加征小民，实在是要清丈田亩，均平税负！有田纳粮，天经地义！”
他接着提出新政：“还可在东南试行新法。一曰‘摊丁入亩’，有田的多出，没田的少出或不出。二叫‘官募代役’，有田的出银免役，官府募工干活，穷人得钱，公事也得办，一举两得。”
“若能清田亩、一体纳粮、摊丁入亩，赋税公平，百姓不受苛扰，国库充盈，还怕什么天灾虏骑？”
道理说尽，该点火了。他深吸一口气，写下最后一段，也是战书：
“北地军民，御天灾，抗强虏，血快流干，力气用尽！东南富庶，难道不是王土？东南士绅，难道不是王臣？值此存亡之际，怎能坐视？若北地不存，东南又何以自保？”
“如今，数据在此，道理已明。思明以为，此乃救国良方，天下至公之理！”
他的笔锋骤然锐利，继续把钱谦益当靶子批——这就是他留着钱谦益的用处啊！名气大，性子软，真才实学嘛......反正在实务上是没办法和在汉东历练三十多年是崇祯比的。
“故此，思明借此文，公开求教‘卫道子’先生：先生学贯古今，名满天下。敢问国难当头，饥民遍野，将士枕戈待旦之际，先生还要坚持‘士绅优免’的陋规，坐视赋税失衡，国力空悬吗？还是愿意与思明，与天下人，共论这‘公平’二字？”
“若先生仍借口‘不与民争利’的谬论，反对清丈、拒绝新政。那思明愿闻高论：不清丈，不均赋，不整盐课，九边数百万军饷从哪里出？北地数千万灾民吃什么？北地若不存，东南又何以安稳？君不见东晋、南朝、南宋之沦亡乎？我愿听卫道子先生的高见！也请天下有识之士，公断！”
文章写完，他拿起信封，写上“《皇明通报》主编牛金星亲启”，封好，用了随身小玺在封口按了一下。
“徐应元。”
徐应元悄无声息地进来。
“送牛金星。一字不能改，明天头版。”
“奴婢明白。”
徐应元退下。崇祯走到窗前，推开一丝缝。夜风带着凉意吹进来。
他知道，这文章一登出来，理是占住了，但马蜂窝也算捅大了。估计东南士林得炸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