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两个制度死灰复燃，交融合并，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年号，则是国家用来纪录年份的一种名号，往往也是时运变化的标志。
在汉朝以前没有年号，史书以君主在位的时间来统计，君主登极那一年称作元年。
“元”这个字，本义是人头，是人体最突出与重要的头部，继而引申为第一、开始之意，元月、元年、元旦，取的都是这个意思。
到了汉朝，汉帝想要维护汉朝的统治，同时也是根据现实的需要，重新捡起了商、周的庙、谥之法，以证明自己是继承了前代的天命新王朝；
但新王朝，就也要有新气象。汉帝要证明自己和前代君王不一样，同时也是为了强化控制，将历法推行到全国各地，表示所有土地都掌握在中央朝廷手中，随着皇帝的历法而变更，意味着时局在汉中央的控制下。
于是从汉文帝开始，就在纪年上开始巧思：文帝以十六年为一个阶段，第十七年改称作后元年，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观念，这样的举动是除旧布新，能够让汉家天下与民更始，重获新生：就像“芳龄十六”，听起来也不大，但“年方二八”，总归是更年轻。
汉代诸侯王们的历法，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再也不会出现“吴王二年”、“淮南王三年”这样的事情，这也是七国之乱后汉朝廷威权势涨，地方诸侯无力抵抗的一个侧面。
之后到了汉武帝时期，改变的基础已经铺就，只需要一个契机，就会开始创新。
汉文帝是十六年一隔，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前中后三元，共计五十四年，绝大部分君王在位时间都够用了，哪怕是小猪这个皇帝同行里在位时间第三长的主，也刚好是五十四年的在位时间，完美符合这个框架。
但刘小猪这个人比他父祖都急功近利得多，他是六年改一次，每六年就是一元，如此也就不能使用前中后了，而是用一二三四这样的纪年法。
时间久了，大家都觉得这样没有什么神圣性，于是某些部门就提出，一二三四太没劲儿了，咱们要不采用某些天瑞，搞个彩头吧，这样算是喜上加喜。
小猪同意了，刚好他第十九年率众打猎，抓到一只稀有的独角兽白麟，这被看作是祥瑞之物，值得纪念，于是四元元年变成了“元狩元年”，又相应的创造了“建元”、“元光”、“元朔”等年号，取代前面的一元二元三元，年号也有追封了属于是。
之后刘小猪就跟疯了一样，从六年一元又变成了四年一元，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同时也不以元为名了，改为“太初”、“天汉”等体现汉朝皇家特殊地位的字样。
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极大地强化了皇帝唯我独尊的地位。
春秋时期，各国用自家君主的在位年数来纪年，到汉初同样如此，于是汉帝与各诸侯王，就出现了在礼法上的隔阂，颇有些对抗的意思，不能体现出大汉皇帝的威严，等这几代汉帝的威望衰败，迟早要重演周朝的旧事。
但使用年号以后，汉家天子有纪年而诸侯王没有，使汉皇的权威凌驾于各路诸侯之上，有利于强化和巩固朝廷的统治，就此成为了皇帝神圣统治的权威象征之一。
此后的年号，就被皇帝们赋予了自己的政治期望和隐秘的政治信号，例如李隆基在公元714年改元“开元”，为什么？
因为他在前一年干掉了太平公主，从武则天篡位到先天二年，一直存在着寄生在李氏身上、掌握实权的“李武集团”，太平公主则是这个李武集团最后一个领袖。
当李隆基消灭武氏余孽，李武集团彻底覆灭后，就意味着光复了李家天下，保证了李氏皇权的血液里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武家纽带，因此才改元“开元”，大唐除旧布新，从此迈向新纪元！
商人的庙号、周人的谥号、汉人的年号，囊括了时间与空间，一同构成了宗法秩序，打造出一套完整的政治规训逻辑，为后世继承人的权力来源进行背书，成为千年以来中国的精神符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