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鸿道者，人主也，故至尊已为当世如来。”
这是拓跋珪时期的典故，高僧法果受到拓跋珪的重用，被封作道人统，之后明元帝拓跋嗣时期又先后被封为公侯，法果虽然拒绝了，但这时僧人们是可以生儿育女的，因此皇帝下诏，令他的儿子袭爵，法果对皇帝感激涕零，称拓跋珪为当世如来，尽礼致拜，并对其他人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相较起来，法上虽然未从新皇帝这里获得和这一样多的好处，但仍让他在这位子上安坐到现在，本身就是一种优待；当然，法上或许以为，是新皇帝的威能还不足以动摇他的地位，考虑到撤换自己会被一些僧侣所反感，即便是已经掌握大权的新皇帝，也不得不妥协。
一个觉得老东西该出力了，一个觉得小登还没开好处呢，两人都在试探，看看对方能为自己带来什么。
在佛光照耀之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许多政治事件、军国运数都不可避免地跟特定僧人、僧团或者寺院存在密切的关联。
虽然不能说是全部缘由，周武帝灭佛的行动，短期内增强了北周国力，增加了税收和兵源，对周国当然有着好处，但佛教在北朝民间乃至贵族中根基深厚，强行灭佛导致部分信众和世家大族对朝廷产生不满，削弱了社会凝聚力。
杨坚之所以能通过联姻和权术获得关陇集团的支持，也不全是因为佛教，但从他登基后立即复兴佛教，利用佛教安抚民心，还自诩为月光王的行动来看，佛教在他的篡国事业中必然出了力，这些在历史上没有记载的隐秘交易，却是他的事业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当然，周武帝灭佛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要说起来，比起佛教的推崇和对国家的吸血，灭佛所获取的税收和人口对周国来说更为实际，也奠定了周国消灭齐国的物质基础，若周武帝能在灭齐后继续安稳统治十几年，亦或是下一代继承人能够延续政策、维护国力，那么灭佛的负面影响也能慢慢消退下去，只能说天不假年，宇文邕把自己吃成核动力皇帝，使得本就有着极大风险的灭佛举措为他人所利用，最后成为了北周的掘墓工具之一。
有鉴于此，高殷自然不可能让宇文邕再吃成核动力驴，而且即便灭周，也不会轻率地去灭佛，但对佛教的利用和拆解是不会松懈的。如今军国大事在即，攻克玉壁是他、乃至整个齐国的心上之结，一切的军政要务都要为这个目标服务，因此高殷此次来见法上，就是希望他能够在这方面对自己有所帮助，否则大齐的僧人统，就该给一个能为他分忧的人坐。
而正如小说《三国演义》和正史《三国志》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体一样，佛教文献与世俗文献对政治史的书写也截然不同。
在通常情况下，历史记载和历史记忆，并不是对过去真相的重现，而更多的是对讲述过程和形式的反映。看似客观的历史书写，一旦形诸文字，仍然要借助文学的手法，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起承转合，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书写者自身的知识、意识和立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某种程度上的重新讲述，史家通过裁剪、扭曲、隐藏、突出等方法，构建出自己想要的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