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远玩了三个月后，赚了不到一个小目标的时候，果断离场。
他指示团队，逐步暂停接收新的认购证抵押业务，并对已发行的“星火凭证”进行足额、提前的承兑清算。
当最后一张凭证兑换成现金，他将“星火信用承兑社”的招牌悄然摘下，仿佛它从未存在过。
嗯，后来也有其他企业接替了他，甚至赚得比方远更多，而且，最后也似乎没出啥事。但是，方远一点也不后悔。
李黄瓜人品不咋地，但是作为商人。“不赚最后一个铜板”，一定是至理名言。
他看得非常清楚。他赚取的，本质上是在市场规则模糊、信用体系缺失的特定时期，提供“信用贴现”和“流动性补缺”的超额利润。
这套模式的命门，完全系于政策的默许与否。
当越来越多的资金和玩家开始模仿甚至扭曲这种模式时，监管的铁拳必然落下。他所创造的“星火凭证”在私下流通甚至出现溢价，这已经游走到了现行金融规则的灰色边缘，再往前一步，便是雷区。
1992年的春夏之交，上海股市的热度丝毫未减。更多的新股上市，继续上演着一夜暴富的神话。确实有人在这波浪潮的末尾，凭借更大的胆量和更不顾一切的杠杆，赚取了比方远更惊人的财富。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92年8月。深圳即将发售新股认购表，然后就印发了一场震动。
许多在热潮末期高位接盘、使用了高杠杆的投机者，在随后的股价调整和监管打击中血本无归，从千万富翁变回贫困户的故事比比皆是。
方远如鸡汤故事里说的一样，在众人都在淘金的时候，他在淘金的地方卖生活用品。
在狂热气氛里，所有人在浑水摸鱼的时候，他已经夹走了鱼腹处最肥美的那块肉，然后毫不贪恋，优雅地放下了筷子，抽身离场。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时的方远也确实投入不了太多精力在股市上，除了忙射雕以外，还有自己的婚礼也要准备了呢。
“珮芳，婚礼你想办中式的，还是西式的？”一天晚饭后，方远搂着姚珮芳在沙发上看电视，随口问道。
姚珮芳靠在他怀里，想了想说：“中西合璧吧？接亲的时候穿旗袍，典礼的时候穿婚纱。怎么样？”
“听你的。婚纱得提前订，我托人问问，看是去苏州定制，还是直接联系香港、上海的老师傅。旗袍得找最好的裁缝。”
“嗯。”姚珮芳点点头，眼里闪着光，“婚纱……我想要那种简单大方，但又有点小设计的，不要那种太夸张的。”
“明白，要显气质。”方远笑道，“回头我让香港那边的朋友寄些最新的婚纱杂志过来，咱们一起挑。”
除了礼服，婚宴场地是头等大事。方远和姚珮芳都是上海人，亲朋好友、同事伙伴也多在上海，婚宴自然要放在上海。
方远没有选择当时最时髦的涉外星级酒店，而是选在了锦江饭店北楼。
“为什么选这儿？”姚珮芳有些好奇。
方远解释道：“锦江有历史，有格调，不像新酒店那么暴发户气。北楼的小礼堂，格局好，私密性也不错。咱们的婚礼，来的多是实实在在的亲朋好友，吃好喝好，比什么都强。”
发请柬这件事，方远也花了心思。
他没有用市面上常见的普通红帖，而是专门找了一家这次给他弄星火币的印刷社，用了暗纹的红色卡纸，请老师傅用铅字排版，印上了他和姚珮芳的名字和婚礼信息，款式简洁大方，透着一股子低调的奢华。
发送名单更是仔细斟酌。
双方的父母亲人自不必说，星火文化的元老们、核心艺人肯定要请。
额，岗岗另说吧。
我好渣啊！
方远忍不住唾弃自己。
京圈的朋友（王硕、马卫都、郑小龙等，尽管之前有点小摩擦，但婚礼是喜事，正好借此机会缓和关系）、上海本地的合作伙伴（上影厂、电视台的领导）、乃至香港方面的几位重要朋友（黄柏年、王晶、黄霑等），都收到了请柬。
方远甚至还给在《射雕》剧组合作愉快的导演黄建忠、武指袁和平，以及在开封、泰国合作愉快的地方领导也发了请柬，尽显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