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一路向西北，驶入乔治敦，在首席大法官马修·J·戴伦（Matthew·J·Darren）家门前停下。
1953年，将军总统提名时任加州州长的马修·J·戴伦担任艾美莉卡第14任首席大法官。
将军总统认为马修·J·戴伦是一个“稳妥的象党”选择，他希望马修·J·戴伦能帮助其平衡最高法院的两党势力。
然而马修·J·戴伦率领的“戴伦法院”其“司法激进主义”远远超出了将军总统的预期。
马修·J·戴伦是一位激进的自由派。
他主张在法治框架内扩张个人权利，严格约束政府权力。
在成为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后，马修·J·戴伦积极推动种族平等与反隔离，主张扩张刑事被告程序性权利，试图掀起一场司法革命，向全国推广自己的司法理念。
这两项主张与胡佛的政治主张完全相悖。
尤其是后者，在加强对弱势被告的程序保护的同时，极大地限制了执法机构的权力。
两人关系因而变得格外紧张。
胡佛在私下里提到马修·J·戴伦时，总是会称呼其为“傻瓜”跟“蠢货”。
马修·J·戴伦也在私下里多次表达对胡佛的不满，认为胡佛是“独裁者”，“应该把他送去苏联”，“他适合生活在苏联，而不是艾美莉卡”。
考虑到两人的身份地位，他们彼此一直保持着相对的默契。
两人从未公开批评过对方，也尽量少发表对方相关领域的看法。
现在这份默契被打破了。
贝泽隆法官在车上坐了一会儿，提着文件包上前按响了门铃。
身穿居家服的马修·J·戴伦打开门，看见贝泽隆法官很是意外。
他询问贝泽隆法官的来意。
戴维·贝泽隆是马修·J·戴伦比较关注的一位法官。
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的理念，都与他不谋而合。
他们私下里还有过几次交流。
戴维·贝泽隆迟疑着从包里拿出文件袋递了过去。
马修·J·戴伦没有接。
他看了看戴维·贝泽隆，又回头看了眼屋里。
屋里灯光温暖，隐隐传来食物的香气，混合着孩子们打闹的欢笑。
马修·J·戴伦反手将门关上，拉着戴维·贝泽隆走下台阶，严肃地询问他发生了什么。
他依旧没有接那个文件袋。
戴维·贝泽隆沉默了几秒钟，低声交代起来。
他在阅卷时发现了西奥多·胡佛·迪克森的名字，这稍微引起了他的注意。
但该案件的被告人亨利·汤普森已经认罪，只需要在答辩庭上做有罪答辩，案件就能直接进入量刑阶段了。
贝泽隆法官本来不是很在意的。
结果过了几天后，邮局劫案的案卷被分配到他的法庭上了。
他稍微打听了一下，才得知亨利·汤普森在答辩庭上当场翻供，拒绝认罪。
贝泽隆法官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亨利·汤普森的律师，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不同寻常。
经常出入法庭的几名律师，他基本都认识。
但这位叫汤姆的律师，他却根本没见过。
再后来，贝泽隆法官从被告方提交的证据中找到了大量与西奥多相关的资料。
这看起来不像是冲着抗辩做准备，而是冲着西奥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