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愈发激昂。
“后世有司若读此鉴而蹈覆辙，非愚则狂，当以人彘饲豺虎。尔曹其勉之！“
皇帝将话说完，这下子，就连孙承宗也绷不住了。
若是将此书放入科举，那些被写入书籍的贪官污吏，那可谓是遗臭万年了。
但此书...
必定会遭到士林强烈反对。
因为这动摇到了东林党人，乃至所有文官系统的根基。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皇帝这么干过。
永乐十二年颁行《四书五经大全》，统一科举解释权，彻底排除其他学派（如陆九渊心学）。
嘉靖十年以“大礼议”为由，要求策论题增加《孝经》内容，但未突破四书五经框架。
孝宗曾欲增《大学衍义》为科举书目，遭内阁首辅刘健反对，称“祖宗成法不可轻改”。
万历二十二年欲将张居正《四书直解》列为科考参考，遭御史弹劾“以私乱公”而罢。
也就是说，在明初的时候，皇帝还是说话算话的，插手科举制还能成功。
越到后期，皇帝的话就越不管用。
文臣对科举的把控更加深入。
到了如今，可以这么说，科举是文官系统自治的堡垒，皇权仅能在边缘调整。
因此，袁可立斟酌片刻，还是说道：“臣闻圣王制法，必因时势。今《天鉴》之录，诚如明镜悬堂，然骤改取士之制，恐失天下士子之心。昔孝庙欲增《大学衍义》，刘文靖以'祖宗成法不可轻改'谏止；神宗推《四书直解》，言官劾以'私乱公义'而罢。非不欲清吏治，实恐矫枉过甚，反伤国本。”
陛下，你疑似有些太激进了。
而朱由校却不这么认为，他诘问道：“卿不见嘉靖朝严氏父子乎？门生故吏遍天下，罪状昭昭而无人敢劾！”
“陛下明鉴！”
袁可立见皇帝铁了心，苍声愈急：“永乐颁《五经大全》在开国鼎新之际，今承平百五十年，士林根系深固。若强令童子诵《天鉴》，犹使新苗灌以沸汤；令进士引为绳墨，必致铨选尽成党争。伏望缓图之，先颁州县以警墨吏。”
“迂腐！”
朱由校皱眉，若他连袁可立都说不过，如何说动天下人，然后插手科举？
皇帝厉声驳斥道：“朕闻宋时包孝肃铸贪泉碑，未闻士子因此不第。尔等总以'祖制'搪塞，岂不知太祖《大诰》初颁时，何尝不是新制？“
孙承宗见势不妙，急趋前解围：“袁公非阻圣意，实虑清流借机诽谤。不若仿《洗冤录》例，命刑部编纂成册，暂不列为经义...”
朱由校仰天而笑，说道：“二卿何其愚也！朕使贪吏之名永镌青简，正为破其'清流'幻象。尔等可记得万历三十八年科场案？那些自诩清正的考官，收受的贿银可曾少过阉党！”
袁可立汗透重衫，犹自抗辩：“然科举乃抡才大典，若与刑狱相杂，恐寒门学子...”
“寒门？”
朱由校嗤笑一声，他不知该说袁可立是聪明，还是愚蠢。
“真正寒门岂读得起四书朱注？朕就是要让蒙童开卷即见《天鉴》，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混账话，从此绝于天地之间！“
大明朝到了如今。
祖制还要盲目遵守？
明明知道这事是对大明朝来说是好事，却因伤及某些人的利益，而以祖制抗辩。
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对大明是有害的，却因有利于某些人的利益，而坐看其祸乱国家。
他御极近月，左顺门跪谏的大场面都见过了。
如今满朝大半都是他提拔上来的官员。
朱由校倒是要学赵高‘指鹿为马’，看看这朝堂之上，到底还有多少‘清流’！
你们...
还敢党争吗？
不服？
来个集体辞职给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