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先生，毒品更便宜，意味着利润更高的人会想办法垄断供应。垄断供应的人——不管他是谁——很快就会变成唯一能决定价格的人。到时候，便宜货会消失，价格会回升，而那个唯一能供货的人，手里会捏着整个欧洲地下市场的命脉。”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康蒂开口：“谁在供货？”
瓦格纳把另一张纸推过来。
那是一张关系图。最上方是一个名字：伊德里斯·迪亚洛，绰号“黑曼巴”。
下方是几条线，分别指向不同的方向：西非的武装团伙、东欧的军火贩子、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帮派、意大利的本地黑手党。
最下方，是所有线的交汇点。
那个点上没有名字。只有一个标志——骷髅头，缠绕着蛇。
1997年11月3日，苏格兰，爱丁堡，荷里路德宫。
麦克塔维什看着那份从法国转来的情报，眉头拧在一起。
“黑曼巴。”他念出那个名字，“这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卡勒姆推了推眼镜：“暂时没有直接关系。但情报显示，他们的‘黑珍珠’已经开始流入英格兰北部。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都在扩散。”
麦克塔维什没说话。
他想起了几周前，约翰·麦克林在格拉斯哥旧港仓库里发现的那批放射性物质和精密零件。当时麦克林的判断是：有人想在苏格兰搞恐怖袭击。
现在他明白了。
那不是恐怖袭击。
那是市场测试。
“告诉麦克林，”他站起身，“盯紧格拉斯哥的街头。如果‘黑珍珠’出现在我们的地盘上，我要知道是谁在卖，从哪进的货，和谁合作。”
卡勒姆点头。
“还有，”麦克塔维什走到窗前，“英格兰大会那边，莎拉·肯特的人不是一直在搞社区巡逻队吗？让他们帮忙盯着。如果有陌生人出现在利物浦码头区，告诉他们——我欠他们一个人情。”
1997年11月4日，英格兰，利物浦。
莎拉·肯特收到那条信息的时候，正在给新招募的巡逻队员发反光背心。
信息很简短，来自一个她不认识的号码：
“格拉斯哥的朋友说，利物浦可能会有新货进来。盯紧码头区。人情记着。”
她看完，把手机递给艾伦。
艾伦扫了一眼，没有表情。
“苏格兰人的人情，”他说，“不轻。”
“怎么办？”
艾伦想了想：“告诉码头区分会的人，今晚开始，增加一班巡逻。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四点，三个人一组，每个码头走一遍。不带武器，只带对讲机。发现任何可疑的卸货——船只没灯、货车没车牌、人不说话——立刻报警，同时通知我们。”
莎拉点头，拿起对讲机开始安排。
艾伦走到仓库门口，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他想起三个月前，在利物浦那个仓库里，第一次见到莎拉·肯特时的样子。那时候她手里只有一份《宪章》和几百个志愿者的联系方式。
现在她有了五个议会席位，一个覆盖半个城市的社区网络，还有苏格兰人的人情。
他没告诉莎拉的是：那条信息，他认识发送的号码。
那是军情六处的一个加密信道，两年前他在贝尔格莱德用过一次。
1997年11月5日，西非外海，“远望者号”。
黑曼巴看着刚从欧洲传来的最新数据，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真正的笑意。
二十五吨。
过去三周，从这艘船上运出的“黑珍珠”总量——二十五吨。
进入欧洲地下市场的，至少二十吨。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四个国家，二十座城市，全都出现了他的货。
科斯塔死了，萨米尔接盘，卡莫拉低头，阿尔巴尼亚人合作。
下一步，是东欧。
亨德里克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份刚译出的电报。
“老板，‘工程师’那边发来的。他们说，科索沃的人想见你。时间地点他们定。”
黑曼巴没回头。
“科索沃？他们想要什么？”
亨德里克看了一眼电报。
“武器。他们要买武器，用‘黑珍珠’付账。”
黑曼巴沉默了几秒。
1997年11月6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理事会大楼。
紧急会议在晚上十点召开。
议程只有一个：欧洲毒品危机。
康蒂坐在会议室里，看着各国部长陆续入场。德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西班牙人来了，荷兰人来了，比利时人来了。英国没来人——他们派了个观察员，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会议开始前，康蒂收到了最新的一份报告。
报告来自欧洲刑警组织。
内容是：过去七十二小时，欧洲境内发生的涉毒暴力事件数量——四十七起。
其中致死案件——三十一起。
死亡人数——六十三人。
报告的最后一段话，被加粗标红：
“根据现有情报，所有案件的毒品来源指向同一网络。该网络的控制者，系西非籍毒枭伊德里斯·迪亚洛，绰号‘黑曼巴’。其背后是否存在国家或组织支持，正在调查中。”
康蒂把报告合上，抬起头。
会议室里，灯光惨白，所有目光都看着他。
他开口，声音沙哑：
“先生们，我们的国家正在被入侵。不是军队，不是坦克。是毒品，是枪，是死在街头的年轻人。”
没人接话。
“我们要怎么办？”
还是没有声音。
康蒂站起身，走到窗边。
布鲁塞尔的夜空被路灯映成橙红色，远处欧盟总部大楼的灯火通明。
他想起三个月前，在墨西哥城那个峰会上的演讲。那个叫维克托的墨西哥人站在台上，说：
“新型安全挑战，需要新型解决方案。墨西哥愿意与欧洲合作。”
当时他觉得那是套话，是墨西哥人想把手伸进欧洲的说辞。
现在他知道那是实话了。
“通知墨西哥大使，”他转身说，“告诉他们，我们想谈谈那个‘数字安全合作框架’。”
1997年11月7日，墨西哥城。
布拉莫把那份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放在维克托的办公桌上。
维克托看了一眼，没拿起来。
“欧洲人求救了？”
“不是求救。”布拉莫说，“是询问。意大利内政部长想知道，我们的‘数字安全合作框架’——现在还能不能签。”
维克托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
改革大道的路灯刚刚亮起，车流缓慢移动，秩序井然。和欧洲的混乱相比，这里像是另一个世界。
“告诉他们，”他说，“条件要改。”
布拉莫拿起笔。
“第一，墨西哥技术团队进驻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四国的海岸警卫队指挥中心，期限五年。”
“第二，合作框架覆盖的所有国家，必须同意墨西哥企业参与本国网络建设。”
“第三，作为‘新型安全挑战应对框架’的创始成员，上述国家必须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墨西哥提出的所有反毒品决议。”
布拉莫记完，抬起头。
“他们会同意吗？”
“现在轮到他们感受一下毒品的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