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我们双方都假装不知道，你想要成为正式的日本国王，最好也得过一段时间再说，最好是过一代人再说。
结果后来就是清朝的事情了。
清朝当时忙着征服中国，忙着镇压各地的抗清义军，德川幕府又有中华心态，将清朝视为与元寇一样的蛮夷。
再加上萨摩藩已经控制了琉球作为贸易窗口，日本就不是特别需要朝贡贸易的资格了。
德川幕府在正式闭关锁国后，就再也没有向清朝请封过。
德川幕府在中原皇朝拥有的身份，只有明朝万历皇帝给德川家康的右都督。
大汉取代清朝之后，德川幕府由于两百年的历史惯性，至今也没有尝试向大汉直接朝贡过。
但是日本又需要一个与大汉实行朝贡贸易的媒介。
大汉吞并琉球之后，要么德川幕府代表日本来请封，要么就让萨摩藩接接替琉球的地位。
萨摩的武士面对赵海清的邀请，几乎没有任何迟疑的直接躬身行礼应下了：
“感谢天使指点，我们这就去回禀国主，安排使臣进京朝觐。”
赵海清微微点头，非常和蔼的鼓励并赶他走：
“那你就尽快回国去吧。”
萨摩藩的武士没有选择，只能赶紧躬身离开。
现在大汉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萨摩藩愿意为了贸易而去朝贡。
大汉虽然开放了上海和宝安两个通商口岸，但是朝贡国的身份仍然非常的重要。
就像清朝有广州一口通商，但萨摩藩仍然维持琉球的朝贡贸易。
因为无论是清朝的广州一口通商，还是现在大汉实行的上海和宝安两口通商，以及明清汉三代所有针对外国人的管理手段，通常都是针对非朝贡国的。
最初主要是针对欧洲人，清朝时期的日本人也包含在内。
直接原因是欧洲人和日本人事儿多，天朝体系下的官员要处理他们的事情会非常麻烦。
欧洲人要求跟天朝帝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不愿意在天朝体系中自认臣属地位和朝贡关系，老是想着在东方天朝采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规则。
天朝宗藩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关系体系。
两种标准和接口不互通，肯定无法直接对接。
欧洲人直接来交流，相当于要把电磁炉接电脑上用，得用设计转换器才行。
日本人本土有一个自称天子的天皇，带着自己也是天朝的心态，清朝之后更是没有公开的朝贡关系了。
而在蒸汽船普及之前，风帆时代的远洋贸易规模有限，他们能带来的贸易利润对天朝而言同样有限。
乾隆年间，一口通商之前，一个贸易口岸，一年到头也就几万两银子的关税。
刨除接待他们而产生的行政成本之后，朝廷是赚不了几个钱的。
如果天朝开放多个贸易口岸，至少要多设立几套相应的管理人员，单纯的各种语言的通事都要多准备好几批。
所以要求他们到特定地方集中贸易，总体上降低朝廷的管理成本而已。
以纯风帆时代的国际奢侈品贸易规模，一个港口已经完全能够容纳他们了，根本不需要专门开放多个港口。
刘德胜统一天下之后，本能的按照现代人喜欢的“开放”精神，直接对所有国家开放了一连串的通商口岸。
但是刘德胜很快就发现，这样做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各种各样的麻烦。
所以很快就再次收紧了管制。
至于传统的“恭顺藩属国”，那就是另外一个管理体系了。
明清汉三朝，朝鲜都能直接在边境贸易，琉球朝贡时习惯到福州贸易，南洋诸国可以去广州，也可以去福州，甚至是宁波。
现在大汉的藩属国更是可以直接去天津贸易。
刘德胜统一天下之后，对外开放过的所有海上和陆地口岸，现在仍然全部对朝鲜和越南等“恭顺藩属国”开放。
藩属国不受清朝一口通商的限制，也不受大汉两口通商的限制。
因为他们都是天朝体系中的成员，能够完美融入天朝国际关系之中，相当于电脑上的即插即用设备。
他们的使者都会说汉语，会使用汉字来办理手续。
他们的各类文件手续上，都会主动将自己放在天朝省份的层次上，让自己的君主与天朝的封疆大吏平级。
地方官员接触他们的时候，几乎不会产生外交问题，不会增加多少管理成本。
开放某个地方作为口岸，不过是给当地普通官员加一份临时差事。
对于藩属国而言，作为藩属国来朝贡，而不是直接到上海和宝安通商，除了贸易方式更加的自由之外，更重要的是有按照国家规模授予的“部分免税”特权。
藩属国使臣还可以定期进京去拜见皇帝，只要去了都会得到鸿胪寺官员的正常接待，流程都是明确的，有什么诉求都可以公开的提出来，欧洲人都没有这样的资格。
如果是普通百姓，要来天朝生活和经营，限制更是近乎没有。
特别是琉球、朝鲜、越南这种被认为最恭顺的国家，当地百姓可以直接来天朝内陆大部分地方置办产业，可以长期居住和经营，可以直接编户齐民变成天朝子民。
藩属国的读书人，可以直接在天朝参加科举，考取功名并担任天朝官员，相当于藩属国百姓在天朝拥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他们事实上被天朝皇帝视为自己的子民。
这是欧洲人想都不敢想的待遇，欧洲的普通学者和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都未必有投票权。
所以按照欧洲的标准看，朝鲜、越南、琉球等国百姓，就是天朝帝国的正常公民。
只不过在工业时代之前，藩属国普通人通常没有机会来大汉生活。
就算是少数读书人有机会来天朝参加科举，他们若是成功考取了天朝功名，大多数也都会回到本国去“施行教化”，而不是直接留在天朝生活。
如果天朝系统一直维持存在，等到近代工业化基本完成的时候，天朝和藩属之间有了方便的道路和海上航线，那藩属国就会在事实上成为天朝帝国的一部分。
甚至都不需要做伤筋动骨的改革，天朝宗藩体系本来就是和谐一体的，根本不需要像德意志统一那样麻烦。
朝鲜、越南、琉球这种藩属的地位，相当于联邦国家中的常规组成部分，就算是独立性更高的暹罗、缅甸等国，也是类似德意志帝国内部自治邦国的等级。
清朝与欧洲各国签订各种条约，融入了欧洲人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关键是在放弃对周边藩属国宗主权的情况下加入，最终变成了一个欧洲式的普通国家。
它丢失的不只是直接割让的外东北、外西北之类的本土疆域，还包括对朝鲜、缅甸、暹罗、越南、琉球、吕宋、汶莱等藩国在内的整个朝贡圈的全部宣称权。
基于这样的逻辑，对于刘德胜而言，如果大汉对欧洲人不做任何限制，大汉全境对欧洲人开放，允许欧洲人来大汉自由地经营和贸易，那藩属国的地位就变得尴尬了。
藩属国相比非藩属国若是没有特殊之处，那藩属国为什么还要继续对大汉称臣朝贡？自己称帝不更舒服？
这也是刘德胜尝试过大范围开放之后，很快就再次收紧对外贸易管制的重要原因。
刘德胜和刘玉龙都已经意识到，大汉若是不做限制的完全对外开放，就意味着天朝宗藩体系的逐渐解体。
除非是在完全开放的情况下，继续赋予藩属国额外的特权。
但那会让藩属国人获得超国民待遇，进而反过来影响大汉本土社会的稳定。
大汉既不可能完全开放，也不可能给藩属国超国民待遇，那就只能往下砍外国人的待遇了。
让外国人的受限，与藩属国的自由，形成层次上的差距。
让本土百姓对藩属继续保持优越感，让藩属继续对外国人保持优越感，继续维持天朝宗藩体系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