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泰晤士报》发表了《达拉莫报告》，随后它被提交到上下两院的议事桌上。达拉莫伯爵在议席上对此表示非常的惊讶和不满，然而这种反应显得既可笑又多余，因为他已经印刷了两千份报告，并分发给左右两边的来访者、外交大臣及所有对加拿大感兴趣的人，所以这份文件最终流传到《泰晤士报》不足为奇。
甚至于，他还将一份报告副本寄给了《纪事晨报》的老板伊斯索普，但随信附带了禁止发表的要求。伊斯索普告诉我，他真希望自己没拿到这份报告副本，因为他本可以从别处获得一份，而且如果他没有从达拉莫伯爵那里收到带有发表禁令的副本，他本可以抢在《泰晤士报》之前自由发表该报告。
这份著名的加拿大管理报告虽然被冠以达拉莫伯爵的名义，但报告的主体部分实际上是由查尔斯·布勒先生撰写的，内容融合了吉本·韦克菲尔德先生和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关于殖民地政策的见解。
当然，报告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当属达拉莫伯爵为恢复加拿大秩序实行专断政策的辩护。根据可靠消息，这一部分实际上是由后来成为联合王国首任内阁秘书长的警务专家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操刀（可惜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那时大部分人还在固执地以为他正深陷弗洛拉·黑斯廷斯事件的泥沼）。
可以说，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份《达拉莫报告》彻底改变了帝国的殖民政策，其确立的原则也使加拿大从一个叛乱的殖民地转变为英国王室最忠诚的属地之一。倘若乔治三世时期的大臣们在1774年能以同样的智慧回应美洲殖民地的诉求，又或是拥有布勒、韦克菲尔德、莫尔斯沃思和黑斯廷斯这样的杰出幕僚辅佐，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
喔，或许不应该把亚瑟爵士搁在布勒等纯种官僚当中。说实在的，倘若把亚瑟·黑斯廷斯放在1774年那个时刻，以他的性格和手腕，他恐怕又会借助这次“偶发事件”放大自己的权威，在表面风平浪静的情况下，悄悄安排内部渠道让关键人物在他预期的框架内行动。
届时北美殖民地能否独立犹未可知，但我可以肯定，假使北美殖民地真的独立了，那我们将会以“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的名义，提前近一个世纪见证内阁办公厅的诞生和首任内阁秘书的华丽登场。
——《格雷维尔回忆录》查尔斯·格雷维尔（1821年-1859年任英国枢密院书记官）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工业都市，与此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城市，为了方便工人阶级能够在不多的休息时间内尽快补充能量，食品摊贩们可谓是想尽了各种花招，他们有的提供炸鱼和土豆泥的经济套餐，还有的则试图以果仁姜饼、面包、奶酪和萨维罗香肠的豪华组合与同行们一较高下。
不过，只要一到了寒冷的冬天，所有的食品都要为豌豆汤与热鳗鱼的王道组合让路。
每逢周六，伦敦街头都会冒出大约五百名此类商贩。
克莱尔街的鳗鱼店老板甚至夸口说，倘若每日进账不足三十先令，周六不足两镑十先令，那他就立刻退休。
当然，他毕竟算是热鳗鱼和豌豆汤行业的个中翘楚，大多数周六他都能卖完四桶，总计约80镑的鳗鱼。
他和他的儿子哪怕卖鳗鱼时，都要戴上帽边镶着蓝色天鹅绒的詹妮·林德帽，而到了礼拜天，大伙总能见他在教堂戴着帽边围着黑绉纱的白色礼帽、穿着浅褐色外套、配着珍珠母纽扣、戴着黑色小羊皮手套，冒充乡绅派头。
对于其他商贩来说，即便他们不如克莱尔街那家伙挣钱，但平日赚上三四个先令，周末赚上七八个先令总归是没问题的。
在老肯特路与新肯特路交汇处的砖匠之臂酒馆附近，就有一位被埃尔德·卡特先生誉为“全伦敦最够味，简直像掺了杜松子酒”的热鳗鱼贩子。或许是为了提高客单价，他还兼营炸鱼和腌渍螺肉业务，摊位上除了三盏印着“热鳗鱼”字样的提灯外，还竖着两个相当气派的货架，而在货架不远处的餐车上则摆着接近一英尺高的炸鱼堆。
摊位前，混合着鳗鱼独特香气和豌豆汤淡淡烟火味的蒸汽扑面而来。
亚瑟刚解开围在脖子上的围巾，那边埃尔德早就急不可耐地掏出皮夹，摸出一枚先令递给了鳗鱼贩子。
“来，亚瑟，好好尝尝，这里的鳗鱼味道可真是伦敦少有，鲜的很。”埃尔德说着话，嘴角甚至漏了些口水：“自从吃了这里的鳗鱼，其他的鳗鱼摊子我都瞧不上眼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独门秘方？还是别的什么？”
亚瑟将围巾放在桌上，不咸不淡的回了句：“也许是加了大烟壳呢。”
兴许是听到了两位客人的赞美，端菜上桌的鳗鱼贩子满脸的带笑的解释道：“哪里是什么秘方，这全靠经验。两位先生，不是我自夸，这里的每条鳗鱼都是我亲手挑的。天没亮的时候我就得赶去比林斯盖特，然后让船夫划船把我送到停在市场外的荷兰鳗鱼船上。懂行的都明白，荷兰鳗鱼才是真正的上等货。”
埃尔德好奇地问了一句：“难道调味上就没有什么技巧吗？”
“哪儿有什么技巧，只要食材新鲜，哪怕直接下水煮也一样好吃。”摊贩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先把新鲜的鳗鱼洗一遍，然后切成半英寸到一英寸长的小块煮熟，汤汁用面粉勾芡，再加入切碎的欧芹和混合香料调味。吃的时候呢，只要搭配少许醋和胡椒粉，如果讲究一点，就再配一小块黄油。”
虽然摊贩很努力地想让埃尔德听出其中的门道，但可惜的是，这位海军部的二等书记官虽然嘴馋，但并非大仲马那样的真正老饕，因此，和他说的再多也只能算是对牛弹琴。
但即便埃尔德并不了解热鳗鱼的制作方法，但是这显然不妨碍他在那里指手画脚。
万幸，还不等他向摊主传授皇家海军的烹饪艺术，红火的生意便让摊主遗憾地错失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海军部文官演讲。
没了摊主捧场，埃尔德只能咂了咂舌头，将目标转向了他的老友亚瑟。
“达拉莫伯爵那边进展还顺利吗？”
亚瑟喝了口鳗鱼汤，兴许是汤头不对他的胃口，他皱起了眉头：“昨天我在布莱辛顿夫人家吃晚饭，原本是想着解除达拉莫伯爵和布鲁厄姆勋爵之间的误会，但是……”
“布鲁厄姆没来？”
亚瑟点了点头：“布鲁厄姆勋爵说，他正准备提出一个关于加拿大的温和政策，如果让新闻媒体大肆报道他与达拉莫伯爵的会面，可能会影响提案的效果。”
埃尔德用勺子舀起几块腌渍螺肉送进嘴里，一边嚼一边琢磨道：“他居然还想着针对加拿大提案，这是一点都不顾及达拉莫伯爵的感受吗？要是他真的提案，那激进派的合流是不是又得吹了？达拉莫伯爵没生气吧？”
亚瑟摇了摇头：“生没生气我不知道，但他至少没有在晚宴上发作。不过，我想这主要得归功于路易，达拉莫伯爵和他聊的很开心，当然，话题主要是关于他叔叔的。”
“路易？叔叔？你是说路易·波拿巴那小子？”埃尔德的勺子停在半空：“他也去了布莱辛顿夫人家？晚宴的嘉宾还有谁？”
“五花八门的，什么人都有，不过主要是文艺界的。《观察家》的副总编福斯特，《雅典娜》的总编辑乔利，演员麦克雷迪和查尔斯·布勒。布莱辛顿夫人的生活本身就很特别，她的社交圈向来别具一格。我本来期待在那儿能见到林德赫斯特勋爵或者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避嫌，保守党的那帮人昨晚都没到场。”
埃尔德略一撇嘴，随后豪饮一碗豌豆汤：“看来他们是想等达拉莫和皮尔谈过了再接触。不过……说起布莱辛顿夫人的晚宴，可惜啊，要是我能早几年混进她的圈子就好了。大伙儿都说，拜伦勋爵生前和她关系非常亲密，布莱辛顿夫人在文学圈的大部分名声都得归功于她是《与拜伦对话》的作者。唉……如果我早几年混进她的圈子，说不定还能在她家和拜伦探讨一下诗歌的艺术。”
亚瑟对此不置可否：“拜伦不在也没事，巴黎的维尼最近正在伦敦呢，昨天我在宴会上见到他了。如果你想探讨诗歌艺术，维尼应该也勉强够格。”
“得了吧。”埃尔德对此嗤之以鼻道：“我上周就在文学沙龙上和维尼见过了，那家伙一见到我，就朝我抱怨亚历山大不厚道，那个令他和亚历山大哄抢的女演员叫什么名字来着？玛丽·多瓦尔？不是我看不起维尼，就算不提诗歌，哪怕是在爱情上，他都只是个给拜伦提鞋的。”
亚瑟没有接话，只是用勺子搅着碗里的鳗鱼汤。
热气升腾，混着豌豆汤的香气，在冬日的空气里打着旋儿。
埃尔德豪饮一口豌豆汤，满足地叹了口气。
“说起来……”他放下碗，用手帕擦了擦嘴角：“昨晚在布莱辛顿夫人那儿，除了路易那个小子，还有什么有趣的人吗？”
亚瑟想了想：“我和《纪事晨报》的福斯特，聊了几句《达拉莫报告》的事。还有几个画家，我不太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