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允的素材库中一直存着一个未完待续的文件夹。
早在写第一部电影剧本的时候，他就一直想写一部反映社会现实，揭露阶级矛盾的剧本，那会儿的想法只是因为他研究了一下韩国那几年的票房数据，发现这类揭露现实的剧情片很受韩国电影市场欢迎。
想法是一回事，行动又是另一回事，崔道允虽然也是穷孩子，但美国的穷亚裔跟其他族裔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尚且不一样，就更别提跟遥远彼岸的韩国弱势群体有什么除了穷以外的共通之处了。
比如美国社会，崔道允觉得像是把印度的种姓制度包装得更高端和隐晦了一些，隐藏在阶级矛盾之下，鱿鱼是婆罗门，昂撒集团是刹帝利，拉丁裔、黑人、红脖子是吠舍，而其他族群和流浪汉通通属于首陀罗。
首陀罗可以通过几代人的奋斗变成吠舍，吠舍也可以一昔破产沦为首陀罗，但永远别想是刹帝利和婆罗门，鄙视链在美国人心中一直存在，只不过越来越隐晦罢了。
至于韩国，崔道允那时候初来乍到，又靠着脸接触到的都是好人，唯一接触到那些不好的事情的方式是通过韩国电影，并未亲身体会。
况且，崔道允那时候完全没有接触过韩国的上流阶级，他老师或许算，但老师在他面前展现的完全是温情脉脉的一面。
韩国上流阶级彬彬有礼的面容下隐藏着的吃人的一面，对待平民礼貌却又漠视甚至鄙夷的一面，阶级之间有着银河般的距离、界限泾渭分明的一面，崔道允对此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和体会。
所以，他的第一部剧本写了《好朋友们》，只写人性，不涉及其他，人性是共通的，美国人也能跟韩国人有共鸣。
后来在忠武路遭受漠视，再后来认识了福圭，知道了半地下室的存在，又后来雪莉的遭遇、忠武路打压、百想封锁、远走日本，跌倒又爬起，逐渐体会到韩国等级制度的严苛，也一步一步攀升至娱乐圈的巅峰，成为最上面那层的既得利益者。
这一路走下来，崔道允感触颇深，有些与剧本无关不需赘述，有些却与他想写的东西息息相关——
比如，韩国的穷人真的跟美国的穷人不一样。
美国大部分生活水准在及格线以下的人，其实是感受不到自己被压榨的，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快乐教育、比如左派思想的传播、比如包装精美的平权主义、比如廉价的垃圾食品等等。
韩国穷人不一样，他们大部分知道自己被压榨了，也会在网上谩骂几句，但从未有反抗意识，最多不过是去电影院看看骂财阀骂腐败的电影，回家上网宣泄一下情绪，第二天睁眼，又是羡慕嫉妒恨隔壁的隔壁家臭小子被三星集团聘用的一天，又是沉醉在宇宙大国子民骄傲中的一天。
与其说他们恨财阀，不如说他们恨自己不能为财阀家效力，你看，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为财阀效力，连做梦都不敢梦想成为财阀本身。
平民与财阀之间的关系，就像韩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任后者如何掠夺压榨，都甘之如饴，不怕后者不欺负前者，只怕后者压根就不关注前者，偶尔关心他几句，给一点点甜头，就感激涕零。
像是一种很畸形的寄生关系，平民寄生在财阀庞大的身躯之下，奉上自己的全部血肉供养庞然大物，又因为庞然大物的一点施舍而感恩，而沾沾自喜。
崔道允觉得现在的自己有资格写一部揭露韩国社会阶级矛盾的剧本，他或许还没有接触到全部的社会，但靠着阅历，靠着岁月史书，再加一点编剧本身具备的想象力，总能完成一部不错的作品。
这部作品不仅要反映国内阶级矛盾，还要影射韩美关系，俗话说，矛盾批判得越尖锐越深刻，越容易拿奖。
崔道允躺在自己刚刚装修好的位于龙山区汉南洞1000平米豪宅的2米8宽价值8万美金的大床床垫上实在码不出一个字，所以他搬到了福圭闲置的老宅半地下室中，采风。
人啊，就是好日子过多了，很难回到从前。
在半地下室的第一个夜晚崔道允就辗转难眠，唐人街的小破房子再不好，至少通风没问题，晚上也还算安静，有郑秀晶陪着，那会儿气候也不算寒冷，总能将就着睡一晚。
而在半地下室中，阴冷潮湿的环境，即使换上了新的床单被子，也能感觉到寒气往里钻，很难入眠，迷迷糊糊睡了半宿，就被窗外自行车经过的嘎吱嘎吱声响吵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