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星象影响下，佛教出现了以黄道十二宫与七曜等配合阐释个人吉凶祸福的《灵台经》，道书《道门定制》也出现了“天蝎宫尊神”“人马宫尊神”等名号，道教内丹修炼重视选取十二宫方位时机来吸取光芒，社会对摩羯宫有了自觉认知。
占星术认为，出生时太阳所在位置为“命宫”，月亮所在位置为“身宫”，二宫其一居于摩羯则人事不达，宜退不宜进。
持有此论的始作俑者是韩愈，在他的时代，十二宫和二十八宿就已经被结合了起来，韩愈作《三星行》诗抱怨命途多舛：“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无善名已闻，无恶声已。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三星各在天，什伍东西陈。嗟汝牛与斗，汝独不能神。”
诗中“斗”“牛”，“箕”三星对应摩羯座。
苏轼觉得自己命格与韩愈类似，借此在《东坡志林》写下“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一段话，影响深远，广有文人引用。
以至于到了后来，南宋周必大，方大琮，牟巘，文天祥，高启等人，都认同了自己的“魔蝎命”。
这一说法给摩羯宫背上了负面意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摩羯纹饰的使用与发展。
本来作为佛教主题，摩羯一度十分受欢迎，还逐渐“中国化”，鳄鱼在中国的名声很臭，所以中国人将它改成了龙头，又因为唐代是李家天下，李鲤同音，所以本来海鱼的身子也被改成了鲤鱼身子。
摩羯主题出现了负面意义，北宋繁荣的手工业却亟需更多的纹饰。新纹饰诞生往往需要两个条件相互配合：一是从传统或外来图样中选取继承已有形式，二是在纹饰改动过程中赋予新形象以当时民众乐于接受的意义。于是大家不再称摩羯为摩羯，而将之改称为“鱼化龙”或“鱼龙”。
鱼龙互化说来自先秦，具备广泛的民间心理基础。加上北宋初年《太平广记》载：“龙门山在河东界……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此后，鱼跃龙门、鱼化龙逐渐明确指向科举。北宋中后期，传统摩羯纹退出纹饰舞台，龙首鲤身的“鱼化龙”或“鱼龙”纹饰以崭新的姿态登上舞台，就连进士宴席也被称为了“烧尾宴”。
而之前的魔蝎纹最早传承自鳄鱼图案的吻部被翻卷了起来，鱼鳍被扩大成了翅膀，又和中国的另一种神物“应龙”的图案结合了起来，直到明清成为了“应龙纹”的标准图案。
这种外来文化符号因为音译相近被结合起来，又被中国本土文化加以各种改造，最后又返回本土改造原生文化的例子，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