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封强攻江津口的同时。
驻扎在公安津口的关羽也再次引重兵来到公安城下。
公安城虽然坚固，但关羽却是笃信泰然。
让岳举、杨兴、严成、何元、罗延、余化六人分引两千人，围了公安城东西北三门。
关羽则亲自带兵围了公安城的南门。
四门军士都熟练的在公安城外挖埋鹿角、修筑高垒等。
围城的手段，早在围樊城的时候，众将士就已经轻车熟路了。
看着城下忙得热火朝天的关羽军，城头的诸葛瑾和孙桓只感觉头大如牛。
关羽的攻城手段太娴熟了！
面对公安坚城，既不搦战也不攻城。
而是直接在四门埋鹿角、筑高垒，一副要将公安城变为孤城的姿态，这是在给公安城内的官吏士民施压。
刀，始终在出鞘前，最具威胁。
因为不知道刀会何时出鞘、会以什么姿势出鞘，也不知道出鞘后会攻向何方。
当然。
也可以选择先下手为强，趁着对手刀未出鞘的时候先砍死对手。
然而。
想先砍死对手，得有比对手更强的武力。
显然。
以诸葛瑾和孙桓的武力还不够先下手为强。
带兵出城与关羽对阵厮杀？
诸葛瑾只是诸葛瑾，不是诸葛正我。
孙桓只是孙桓，不是孙猴子。
不仅如此。
昨夜关羽“看”诸葛瑾面子放城外的吴兵入城，看似增加了公安城的守备人数，实则降低了公安城的守备士气。
诸葛瑾终究还是太缺乏临阵应变能力了。
墨守成规，只能应付一般的对手；随机应变，才能应付厉害的对手。
不放城外的吴兵入城，虽然会令城内军士寒心，但被诸葛瑾和孙桓抛弃过一次后的吴兵，即便入了城也不可能再信任诸葛瑾和孙桓，还可能会煽动其他吴兵。
信任一旦有了裂缝，将和兵就会变得陌生。
没了兵的信任，将也就没了威。
将若无威，也就无法让兵遵守军令。
昨夜是否应该放城外的吴兵入城，是要综合考虑利弊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而非简单的一句“军心必乱”。
直接的后果就是：仅仅过了半日，关羽兵临城下的消息就在城内流传，且越传越多。
等诸葛瑾和孙桓觉察到时，流言已经失控了！
“太守，关羽选择围而不攻，定是想等城中流言尽起，然后里应外合。我以为，可先将城内投降的官吏和城中大户都软禁起来。”孙桓凝声提议。
诸葛瑾吓了一跳：“若是如此，城内民心尽失啊！”
孙桓此刻已经顾不得民心不民心了，道：“太守，只要守住了公安城，丢掉的民心还能再安抚回来；可若丢了公安城，就算民心还在，也跟你我无关了。”
诸葛瑾犹豫不决。
孙桓是个统兵的，考虑的更多是军事上的利弊。
诸葛瑾是南郡太守，考虑的更多是士民能否支持孙权入主南郡。
若将城内投降的官吏和大户都软禁了，今后这公安城中谁还会对孙权忠心？
能守一时，能守长久吗？
然而，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迟疑不决。
考虑太多，就等于是什么也没考虑。
诸葛瑾的犹豫不决，看得孙桓心中焦急：“太守，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若太守不忍动手，就由我亲自带兵去软禁他们。待退了关羽，太守再治我扰民罪，足以安抚不服。”
在军事上。
孙桓的确比诸葛瑾更果决，竟主动要求当黑脸。
然而。
即便如此，诸葛瑾依旧没有下定决心。
诸葛瑾这个人吧，论军事的确很菜，跟宋襄公一样都喜欢讲道理守规矩，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
可要论人品，却没人能挑的出诸葛瑾的毛病。
史载虞翻因为狂放直率而被流放，只有诸葛瑾多次为虞翻说情，让虞翻这个江东喷子都不敢喷诸葛瑾人品而只敢称其“敦仁厚义”。
因此。
当孙桓说出“待退了关羽，太守再治我扰民罪”这句话的时候，诸葛瑾就已经在心底将孙桓的请命否决了。
昨夜为了守住公安城而抛弃军士，已经让诸葛瑾觉得惭愧了。
若今日为了守住公安城而让孙桓去行扰民事还要让孙桓担责，诸葛瑾觉得这样做了自己都不配当人了。
最终。
诸葛瑾选择了让孙桓巡视四门，由自己亲自去城中安抚民心。
孙桓虽然心急但也无可奈何。
毕竟。
诸葛瑾才是南郡太守，孙桓只是武卫都尉。
且公安津口丢失本是孙桓的主责，诸葛瑾从始到终都没怒斥过孙桓兵败误事。
然而。
战场不会因为诸葛瑾讲道理守规矩就会偏袒诸葛瑾。
尤其是公安城本就是吕蒙用计骗傅士仁投降才失陷的，对城中不服孙权的官吏士民而言，诸葛瑾的讲道理守规矩就是个笑话。
抢了我们的前程坏了我们的家业，然后告诉我们要讲道理守规矩？
关羽引兵在外的时候，我们只能俯首帖耳被迫听你诸葛瑾讲道理守规矩；现在关羽兵临城下，还想让我们继续俯首帖耳的听你诸葛瑾讲道理守规矩？
脸呢？
诸葛瑾的安抚，非但没能稳住城内民心，反而让城内的流言得到了证实。
原本只是听闻关羽兵临城下，流言并未得到证实。
结果诸葛瑾一安抚，流言就变成了铁定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