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保新钱顺利发行，诸葛亮与曹宣连日核对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涵盖征用工坊、召集工匠、制作钱范以及筹集铜料等，从筹备到新钱流通市场，整个过程预计需要三个月左右。
设定“十二万万钱”的发行上限，其目的也并非是实际的铸造目标，更在于限制曹操方面可能采取的策略性大举投放旧五铢钱的行为。
以东汉鼎盛时期全国的年铸造能力，达成这一数额亦需倾尽全力将近五年，以刘备治下的铸造能力显然也不现实。
考量到刘备治下九郡三国的实际生产能力，诸葛亮的计划是将新钱的实铸量控制在百万钱左右。
凭借此规模，可将粮价稳定在每石约一百五十钱的水平。
新钱的政策想要落地，阻力肯定也是有的。
毕竟发行新钱本质上是一种对存量财富的重新分配，其主要目标正是窖藏了大量旧五铢钱的那部分地方世家豪族。
相较之下，普通农户、屯田民、流民等群体较少将旧钱作为主要财富形式窖藏。
为规避财富随钱币贬值而化为废铜的风险，他们平日更习惯物物交换，故而对新钱的抵触心理相对较弱。
相较在蜀地发行直百钱的情形，当前刘备治下九郡三国的人口构成也更利于新钱推行。
无论是徐州迁来的数万民众、从胡人处解救的数万百姓，还是十多万黑山民、十余万为避战乱北上的魏郡及巨鹿百姓，以及陆续迁入的其他民众，再加上原有户籍登记的三十余万百姓，这些群体中的绝大部分并无窖藏的大量旧五铢钱可供损失。
恰恰相反，他们将成为新政的坚定支持者：新钱发行终结了繁琐的物物交换，也避免了持有价值急剧贬损的旧五铢钱带来的损失。
这也正是诸葛亮敢于推行新钱的最大底气所在。
在刘备治下百万人口中，大半的人口是新政的受惠者，这些人实际负担微乎其微，就长远而看，反而更受益。
在如此压倒性的支持下，少数世家豪族自然难以兴风作浪。
诸葛亮甚至还希望世家豪族因抵制而制造混乱，在乱世之中，除了发行新钱外，查抄豪强家产也是最直接有效的财富再分配手段之一。
然而现实却是，刘备治下的九郡三国，竟无世家豪族敢公然抵制新钱。
能在近二十载战乱中存续的世家豪族，多是识时务之杰。
更何况，常山章氏、褚氏被诸葛亮查抄在前，即便心有不愿者，也只敢暗中施展些阴谋手段。
诚如曹宣所陈，他们无非是“抛售五铢旧钱以兑新币”、“哄抬新物价”、“大肆囤积新钱”。
可这些伎俩，在诸葛亮运筹帷幄的“钱铸密符”、“以工代兑”、“商盟围剿”等连环手段之下，终是难以成事。
新钱流通无阻，民心随之凝聚。
天下熙攘，皆为利往。
将九郡三国的切身利益牢牢绑定，才能真正同仇敌忾，一致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