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从来不是无所不能的。
事实上，也不是大明为这事儿头疼，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也头疼，颁布过《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唐高宗在显庆四年，对聘礼、彩礼、嫁妆等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
诏曰：天下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装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
但是这些圣旨，和朱元璋的圣旨，一道变成了沉睡条文。
司马光和王安石早些年是挚友，后来因为是否需要变法，变成了死敌。
司马光回朝后废除了王安石所有新政，唯独保留一条，即婚嫁费用不得超过百千钱。
这是当属福州知州孙觉在福州行的律法，后来被王安石纳入了新法的章程之中，而司马光不废这条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厚嫁之风日盛，人不婚宦，天下倾颓。
这算是二人到了晚年，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了。
连宽纵的元代，元成宗在大德八年下诏：近年聘财无法，奢靡日增，至有损资破产，不能成礼，甚则争讼不已，以致嫁娶失时，颁聘财等第；规定了聘、彩、嫁妆的上限，不得超过一千钱。
打压民间婚姻嫁娶奢靡之风，是历朝历代的共识，原因司马光也说得非常清楚了，婚嫁的奢靡之风，直接导致了婚姻的门槛过高，女子过了婚龄不嫁，男子无力娶妻，都不生孩子，国朝必然崩溃。
编民齐户，其实为了四样：户籍、田赋、徭役、兵役，人不婚宦，这四样都要崩溃，连元代都受不了这种婚姻大肆操办引发的社会问题。
降低婚姻的门槛，让人人都能婚娶，这人口自然就上来了，而且增长速度很快，可这门槛，哪有那么容易降低的？
圣旨要是有用，朱翊钧下一万份圣旨！
“陛下，臣和历代先贤不一样，臣不对百姓规定，而是对官吏规定，臣不设上限，选择了一刀切，绝不能有，别说金镯子、银锭、猪羊酒茶饼等物，一文钱都不可以有，不得设席操办。”
“违者，有聘、彩、嫁妆等事，皆下下评。”王家屏硬着头皮说道。
“朕看明白了，朕问的是这有用吗？”朱翊钧敲了下桌子，王家屏奏疏里的内容，他看得懂，但仅限于官吏、官兵、工匠，好像对刺激人口增长，没什么效用。
王家屏斟酌、犹豫再三，才低声说道：“陛下，臣很了解这些官吏，他们不能做的事，如果百姓可以做，他们就会变本加厉，陛下。”
此言一出，文华殿变得安静了许多，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才明白了王家屏为何不肯松手了，确实有点歹毒了，王家屏在利用倍之这种力量。
要反对某种政令，官吏们往往会加倍执行，弄得怨声载道，沸反盈天，逼迫朝廷不得不妥协，只不过皇帝太喜欢杀人了，倍之视同谋反，会被族诛，这句话和言先生之过者斩，是相同的约束力。
而现在，王家屏利用的就是倍之：堂堂统治阶级的官吏没办法大肆操办，民间势豪、富商巨贾、乡贤却还敢大肆操办。官就是官，攥着印把子，抓着权力，要收拾某个人，简直不要太简单。
“王次辅果然是读书人啊。”朱翊钧明白了王家屏的说法，他作为老派官僚，太了解这些官吏们的做派了，朝廷不让他们做，势豪商贾乡绅也是一样，做不得，再往下的无产之人，也会受到影响。
总之，数千年的历史早就证明了，层层加码才是官场的常态。
朱翊钧的手指在桌上不停的敲动着，万事万物都是有代价的，这件事的代价很重很重，首先就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王家屏不敢在奏疏上留下名字，就知道这个政令一旦下发，会是何等的狂风巨浪，朝廷管的太宽了！
其次就是倍之，此端一开，必然后患无穷，这就有点考验皇帝的手腕了，皇帝要是还屠刀高举，而且还得一直举着，绝不可以放下，那将倍之视同谋反族诛，可以继续在其他政令上奏效。
这就是个选择的问题，皇帝日后想做个老好人也做不得。
朱翊钧翻开了奏疏，写了三个字，开口说道：“这样吧，这奏疏王次辅也不必署名了，朕写了朱中兴三个字，就算是朱中兴写的。”
“廷议庙算通过后，政策，先在松江府试行一年，而后在七府再试行两年，如果没问题，就天下推行。”
朱翊钧是完全虱子多了不痒，他办了万历六大案，每一案，春秋论断，他这个暴君、独裁者的名声都好不到哪里去，坟头堆满了垃圾又如何呢？他死都死了，他根本不在乎。
而试行，也是朝廷的好办法，在一个白银完全堰塞的地方，推行这样的政令，会暴露出政策的许多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令，是万历维新的路径依赖。
松江府能跑通，整个天下，慢慢也可以跑得通。
“臣叩谢陛下圣恩！”王家屏再拜，真心实意，他不写名字，就是知道自己扛不住。
他出了这么一条毒计，就是把刀交给了陛下，至于陛下用不用，那就看陛下的选择了，但在果决这件事上，陛下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失望过。
副都御史温纯，呆滞的看着这一幕，他还是有点低估了皇帝陛下的圣明，地方官和京堂明公眼里的皇帝，是完全不同的，都说陛下有事儿真上，这是温纯第一次见到。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朱翊钧站了起来，带走了申时行和太子朱常治。
申时行和朱常治走在后面，朱翊钧在闭目养神，他现在已经训练到不用听敲钵的声音，就可以让自己陷入半睡半醒的状态，恢复精气神，疲惫了就眯一刻钟，方法相当的实用。
而且他已经完全戒掉了茶，只不过看到还是会想喝罢了。
太子在小火车的后厢询问着申时行，他的父亲为何要把打破正确这件事交给他来做。
“因为殿下和陛下是父子，就这么简单，其他人不能说，不能讲，以前还有先生讲，但先生有些话也讲不得。”申时行也没有打官腔，解释得很简明扼要。
皇权就是威权，威权就是不容置疑、没有错误，皇帝本身就是大明所有正确的总和，比如万历维新税赋上的问题，就是万历维新过程中形成的正确，而这些正确，臣子不能质疑，只能由太子来质疑。
“做得太多，是不是有些不妥？”朱常治弄懂了一个问题后，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太子不好做，做得少了无能，做得多了被皇帝认为是等不及。
申时行笑着说道：“大明是大明，臣还能活几年，看着点，不会让殿下出错的。”
“殿下，你记住一句话就行了，陛下给你的，你不要推辞，陛下不给你的，你不要去抢，这句话做到了，万事大吉。”
“就这么简单吗？”朱常治愣了愣问道。
“殿下觉得简单吗？其实真的不简单，万山私市最开始要的也不多，南洋水师去了安南，万山私市立刻变了样子，殿下，记住这句话，就不会出差错。”申时行有些感慨，人心易变。
他说完后，忽然发现对于太子而言，不贪这件事，好像本该如此，确实蛮简单的。
太子真的一点都不贪心，若是贪心，绝不会允许四皇子和大将军府联姻之事。
皇帝从来不觉得四皇子是合适的帝国继承人，因为四皇子文武双全，太过于聪明了，很难止得住贪。
天下事，都坏在了贪这个字上。
“坐下说。”朱翊钧到了御书房，就让太子和首辅不必多礼，坐下就是，这就到了教子的时间。
“父皇，儿臣不懂，为何把近海贸易全都交给了富商巨贾。”朱常治知道时间宝贵，父亲总是很忙，所以开门见山，问出了他的疑虑。
最赚钱的买卖，全都交给了民间，官船官贸，是远洋贸易，这件事，朱常治想不通。
朱翊钧斟酌了一番，开口说道：“需要维持足够庞大的航运人口，这里面包括水手、舟师、船长、船匠、船厂和修船的匠人，只有足够庞大的民间海船贸易，才能提供充足的航运人口，为大明水师提供支持。”
“其次就是要维持庞大的民船造船厂，来持续盈利，水师需要的船只，养不起七万船匠，也养不起五大造船厂。”
军事的投入是纯粹的投入，而造船厂需要足够的盈余，才能维持其本身的存在。
“万历初年开海，朝廷既无法生产三桅夹板舰，也没有足够的航运人口，因为民间造船业过于分散，而且水手极少。”
“永乐年间，成祖文皇帝一纸令下，三月之内，就能募集两万余水手下南洋，可万历初年，俞大猷在松江府，招募万余人水性极好的水手，都非常的困难。”
万历开海那段困难的日子，朱常治没见过。而且因为万历维新的大成功，世人很少谈及当初的窘迫，很多万历年间长大的孩子都认为，大明海漕、海贸的繁荣昌盛本就如此，且一直如此。
“过犹不及。”朱翊钧总结，自己为何把近海贸易让给富商巨贾，这不是他不想赚这个钱，而是这个钱弊大于利。
“原来如此，孩儿明白了。”朱常治这才意识到，自己有点年轻了。
他推行禁毒、扩军扩产、清产实征法，遇到的对手都是势豪、富商巨贾、乡绅，还遇到了广州通海总栈挟洋自重，自然会想到，把赐予民间的近海贸易，收归朝廷所有，他们没了倚仗，就不敢肆意妄为了。
但父亲说服了他，大明有个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得了，做的太过分，于国于民皆不利，这就是过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