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对于蛮夷的判定标准，主要是从文化上去判定。
鲁伊·德在马六甲城陷落后，选择了以身殉道，虽然他以敌人的身份，出使大明，但大明没有羞辱他，皇帝甚至特赐官葬，并且专门派人了解了他的生平，完善了墓志铭。
鲁伊·德在文化上不属于蛮夷，同样，选择了用自己性命殉道的马丽昂，在文化上也不属于蛮夷，所以朱翊钧觉得给个官葬的待遇，已经是很高了。
但鲁伊和马丽昂的情况，仍然有所不同。
如果简单划分阵营的话，鲁伊是果阿总督府的使者，他一生都在为果阿总督府征战，是敌人的阵营，马丽昂是皇帝册封的大牧首，是大明阵营。
无论马丽昂出于什么目的，她的所作所为，她的殉道，最终都极大的扩大了大明的影响力。
朝臣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给更高的礼遇，但是作为维新功臣下葬金山陵园，这个规格又有点太高了，不仅朝臣们这么想，连朱翊钧这个皇帝也是这个想法。
礼部开始频繁部议，寻求一个解决之法。
一部分认为可以陪葬皇陵，世代享受香火，因为汉代的匈奴王子金日磾，归降大汉后，最终成为了辅国大臣，死后谥号敬，陪葬于茂陵之中。
按照马丽昂在扩大大明影响力的贡献上，下葬金山陵园，未尝不可。
但另外一部分则激烈的反驳了这一观点，金山陵园庄严神圣，安葬夷人决计不可，此端一开，后患无穷，最重要的是，马丽昂是为他们法兰西的光明而殉葬，并非为了大明，如果下葬金山陵园，恐怕难以服众。
真的难以服众，如果非要这么做，去说服陛下吧！
陛下不好说服，同僚们也不好说服，对于思想殖民十分执着，认为应该加重对这一工具羁縻的这部分礼部官员，最终选择了赞同反对者的办法。
礼部部议最终决定，在金山陵园外六里，以海外番王礼，单独下葬马丽昂。
如果日后还有夷人，为大明开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或者在京师的那些海外番国国王要下葬，也可以埋在那里。
毕竟格物院里也有几个夷人当格物博士，他们为大明的发展注入了很强大的活力。
朱翊钧同意了这个方案，因为这也是祖宗成法，祖宗强就这点好，什么都能找到先例。
永乐六年，渤泥国（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领一百五十人使团到大明朝贡，突发恶疾病逝于南京会同馆之中，成祖文皇帝下旨安葬在了石子岗，并修建了神道牌坊、碑亭、墓冢。
永乐十五年，苏禄（今棉兰老岛）东王巴都葛叭答刺，到大明朝贡，归途在德州病逝，按旧制下葬在了德州北营，王子和王妃为老国王守灵，后人改姓‘安’和‘温’姓，成为了大明人，时至今日，仍有后人。
大明给马丽昂最后的体面，是以海外番王礼下葬，这个规格很高，但没有上升到维新功臣的高度。
“官葬所费、修缮等费，理应由大光明教承担，故此要让葡萄牙里斯本来承担所有费用。”朱翊钧看着礼部的奏疏，思索高启愚这么做的原因。
工部料估所大概估算了一下费用，大约三千银，日后修缮，每年不需要五十银，这笔费用，对于大明算是小钱，但礼部特意强调，这笔费用，理当由大光明教来承担，而非大明承担。
除了要过户部年终审计以及每一笔账都要算清楚之外，这还是一种姿态，大明是高于大光明教的存在，理当教徒付出，而不是大明去付出，这种姿态非常重要。
人有的时候，就是很奇怪，升米恩，斗米仇，你给一点是恩，给的多了，反而是仇。不要给太多，否则人就是会不知好歹。
大明已经将智慧赐予了大光明教，这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就不要额外给任何的优待了，这样一来，才能让关系长久。
朱翊钧最终朱批了高启愚的奏疏，在礼法这块，礼部是相当专业的。
这个规格不高不低，比皇帝初定的要高，比下葬金山陵园要低，符合马丽昂的身份，而且礼部准许了葡萄牙天字组给的谥号：光明圣女。
也就是说，礼部没有将马丽昂纳入大明谥号体系之中。
倒不是因为马丽昂是个夷人，金日磾还是匈奴王子，最后照样有谥号，之所以不给谥号，是因为马丽昂为了法兰西而死。
第二件事和第三件事，组建西洋商盟和对安南用兵，其实本质上，都是大明为了扩大财路的举动，这件事急不得，当然也缓不得。
二十二年六月初七，大明皇帝在黄浦江行宫御书房西花厅，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廷议，庙算西洋开拓事宜，写西游记后传的张居正，赋闲钓鱼的戚继光，也被一并请来，参加了这次的廷议。
第一次廷议进行的十分不顺利，对安南用兵一事，并没有顺利通过廷议，户部是主战派，礼部是主和派。
大宗伯沈鲤随扈南下，他对安南用兵，持有非常明确反对的态度，这也是朝中部分大臣们的意见。
廷议上，主战的仍然是多数，但没有超过三分之二，按照当年张居正《陈五事疏》去算，就不算通过了廷议。
其实这个时候，朱翊钧完全可以朕意已决，如果朕意已决过于直接，还可以启用西书房行走，代替碍手碍脚的内阁，直接对安南用兵。
如果征伐失败，西书房行走裁撤，成为过去；
如果成功，沈鲤这位骨鲠正臣、维新功臣，处境也不至于过于的尴尬，他还是阁臣，只是平安南之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而已。
当阁臣和皇帝的意见相左的时候，皇帝想办法绕开内阁，是一种比较温和、给彼此体面的手段。
试一试，成了自然最好，不成也不会造成太多的危害。
但朱翊钧仍然试图说服沈鲤，而没有朕意已决，也没有完全绕开，朱翊钧当然不是怕沈鲤不同意，还在后面联合其他大臣战事掣肘，沈鲤是骨鲠正臣，他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来。
内阁毕竟还是朝中大臣，名正而言顺，这么一绕开，阁臣就形同虚设了。
“万历维新以来，大明连年动武，从无一日安宁，已然有了穷兵黩武的征兆，臣是阁臣，不能坐视不理，和其他大臣一样，不管不顾，不闻不问，一味媚上，以求顷刻安宁。”沈鲤被皇帝单独召见，仍然不改自己的意见，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穷兵黩武，穷，竭尽所有也，黩，轻率妄动也。
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好词，一旦朝廷习惯了武力、开拓、征伐解决问题，就会更加轻率的动用武力，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把整个天下变成战争的机器，而后在不断的战争中，毁灭自身。
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穷兵黩武的最终结局，就只有自我毁灭。
很早的时候，戚继光就告诉皇帝陛下，胜负乃是兵家常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常胜将军，可以永远赢下去，军事手段，从来都是最后的手段。
忘战必危，好战必亡。
“大宗伯所言有理。”朱翊钧肯定了沈鲤的反对意见是十分中肯的，是有利于大明的，反对皇帝，不代表沈鲤就是错的，朱翊钧很霸道，但他从来不是容不下反对意见的那种霸道。
朱翊钧轻轻皱了下眉头说道：“但现在大明，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所以更应该悬崖勒马。”沈鲤马上回答道：“不让万民陷入战争的泥潭之中，是仁，是义。”
打仗制造杀孽，绝对不是个好事情，关键是这次大明对安南用兵，有些过于刻意了，和永乐年间，随便找了个借口打安南，几乎一模一样。
随便找个借口打，打下来，统治二十年，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万文卿这个歹毒的读书人，要求四大家族家主到大明会勘，摆明就是逼四大家族故意违约，制造战争借口，实在是有些过于刻意了。
王师，要有合理的理由，出师有名才不会出师不利，戚继光在战争论里，反复说过，要让军兵完全知道为何而战。
“那要是现在发动第二次平倭之战呢？”朱翊钧有些好奇沈鲤对战争的态度。
“那可以，臣不会反对，甚至还会为陛下亲自撰写檄文。”沈鲤回答的很快。
灭倭是完全合理的征伐，不是穷兵黩武，轻率妄动，倭寇制造的杀孽，时至今日，依旧让大明伤痕累累，这道伤疤仍然没有愈合。
大明，或者中国，从来不会刻意否认失败，过错就是过错，痛苦就是痛苦，任何掩饰，都是懦夫行径，把仇恨记下来，十世之仇？百世之仇，犹可报也。
穷兵黩武，一个是穷，穷尽所有，一个是黩，轻率妄动，发动不合理的战争。
“这次确实有点急。”朱翊钧不否认，这次用兵，的确是功利心，有些太强了。
一方面是为了促成西洋商盟成立，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宣威海外，就是打安南一顿，让西洋商盟知道厉害，不敢生出忤逆之心，达成的盟约要认真履行。
最后则是内因，皇帝、其他大臣，是出于对中兴的追求，永乐开海，是安南、吕宋两条腿走路，到了万历开海，这吕宋一条腿，都蹦跶了二十多年了。
如果不把安南从属地变成郡县，很难理直气壮的对祖宗说，万历维新定社稷、安江山，中兴大明。
任何战争，皇帝都需要一个足够明确的、合理的、正义的理由，去说服大臣、朝臣、百官、万民，参与到这场战争之中，鼎力支持这次战争，才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是打败了，国内也不至于输的一无所有。
这一点戚继光在战争论里说的非常清楚，他在《不义》一篇里，讲的非常明确，不义之战的最终失败。
战争的主要理由，连国内的大多数人都无法说服，那如何在军事胜利后，赢得政治胜利？
只取得军事胜利，而无法获得政治胜利的战争，都不应该被发动。
首先，在廷议大臣里，这次征战的理由，就无法说服以沈鲤为首的大臣，就有可能无法说服军兵，无法说服大明万民，安南国在万历维新后，表现的有点像朝鲜，不给机会。
朱翊钧没有过分为难沈鲤的意思，沈鲤作为阁臣，他完全可以随大流，在这种时候，选择明哲保身，大声叫嚷主战，但沈鲤站出来喊悬崖勒马。
沈鲤自己不需要参战，不需要去前线，不需要自己制造杀人，甚至因为他是阁臣的缘故，他的家人，也不需要去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