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留美丽觉得高桥熏提出的想法很独到：
“还真是呢，虽然看到故事的后面，说实话，我也认为，西泽保彦老师在《死了七次的男人》的故事里，对‘红色折纸’，‘不同颜色的运动服’这些关键伏线，处理的非常粗糙，但因为其他佐证伏线也不少，算的上是瑕不掩瑜。
但我却从来没有结合故事来思考这一点。
高桥姐刚刚提到——主角久太郎的心理描写，我这才反应过来，外公的老年痴呆，也算是能和故事的核心设定对上了。
即——日程的一点小小的改变，就能引发无数失控的场景。
我在阅读的过程之中，只认为‘日程’的小小改变，只会对其他角色有重大影响，但却忽略了，外公的严重痴呆这一点‘日程’上的小小改变，会对主角进行反向影响！
这么想来，还真是一个绝妙的伏线呢！”
中村明智听到江留美丽如此解析，用力的挠了挠头，尴尬的笑了笑：
“虽然感觉确实隐隐有这种感觉，但江留部长，高桥副部长，这算不算是一种过度解读？
那个……我解释一下……避免有歧义。
作为编辑，我是能够理解对作品无限解读这件事的，但是最近，不知道从哪里煽出一股风气，有不少的读者来信，开始抨击这种‘过度解读’行为。
经常出现一些所谓的——作者写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亦或者是说——这根本就是强词夺理的解释，将原作者没有的思想，解读了出来。
就是这样，江留部长，高桥副部长，我只是突然有感而发……”
听到中村明智的话，江留美丽和高桥熏相视一笑，随即笑着摇了摇头：
“中村主编，虽然我能够理解读者对过度解读的抵制，也明白读者群体对于这种解读的厌烦。
毕竟现在有不少的评论家，利用某些作品的语句，对社会进行批判。
这难免会让一些读者生厌。
毕竟，许多读者看小说，只是为了放松休闲，很讨厌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被别有用心的人，解读成政治问题。
而且，说实话，我也很讨厌这种政治向的过度解读。
但讨厌归讨厌，可我还是要说，对于电影和小说这两种载体而言，我认为根本不存在过度解读一说。
虽然有的人会将其中的一些文本，进行污名化的过度解读，产生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但大部分的过度解读，其实是深层次的对故事进行剖析，试图利用这种方式，与作者达成更深度的交流。
换言之，我认为过度解读就是在和作者进行单方面的对话，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交流，如果因为一部分不好的，恶意扭曲原作品思想，以此来达到政治目的的评论家，而放弃对作品的解读，那么就是因噎废食！
反而容易让许多推理作品隐入尘埃。
要知道，许多欧美的古典作品，之所以还会在现如今依旧被人谈论，其中少不了所谓的‘过度解读’，就拿迪克森·卡尔大师的《三口棺材》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大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两部作品来举例好了。
其中的《三口棺材》为何到如今都被称为‘密室圣经’，说到底，就是因为有后续的无数推理作家，对其进行无限的解读，然后从其中提取出了更多有关于密室的设计，运用到了自己的作品之中。
换言之，正是因为这种无限的解读，才能让《三口棺材》这部四十五年前的作品，到如今还能称为畅销作品！
这其中，无限解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阿加莎·克里斯蒂大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更是将同谋作案写出了无可比拟的高度！
在没有阅读推理小说，或者是刚刚入门推理小说的读者中，许多人都会抱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凶手一定是坏人，凶手一定是一个人犯罪。
前者——凶手一定是坏人，这包含了大家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普世价值观，因为如果凶手不是坏人，反而让人觉得无法接受。
但很显然，大部分优秀的推理小说，都无意将凶手设置成极端邪恶的人，反而倾向于将凶手设置成，有目的，有思想的角色，凶手可能有血海深仇，有必须要完成的使命……
当然了，我并不是为犯罪洗白，在现实世界中，犯罪就是邪恶的，就是要收到法律制裁的，但在推理小说这种载体之中……故事并非现实世界。
其核心终究要围绕着受害者，加害者，以及侦探这三个主要角色进行描写，如果将加害者塑造的只有‘恶人’标签，极具脸谱化，那么必然不会是优秀的作品。
除非……能把坏人的坏，写到让人牙根痒痒，只有那样才能让读者满意。
而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大部分推理小说中的凶手，并非是单独作案？
这点就更加让刚刚入门推理的读者感到困惑，因为在大部分入门推理的读者心中，凶手不是单独作案，就是违背了推理……
两个人以上的作案，还谈什么诡计？
如果可以两个人配合，就不需要诡计的介入了，这是许多推理读者的想法，但实际上呢？
同谋作案在推理小说世界的比重，并不比单独作案少。
赫赫有名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大师的顶尖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
在这本著作之中，虽然不是她最先提出了‘集体复仇’这种动机和手法，但却是这一类作品中，最知名的，且没有之一。
虽然没有数据支撑，但从我个人的阅读量来看，从《东方快车谋杀案》诞生以后，几乎所有推理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向《东方快车谋杀案》致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