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思本以为平台召见后，和谈大局便已经定下了。
接下来无非是与礼部、户部的官员就具体口岸、税则等细节进行磋商拉扯。他甚至在脑海中已经开始规划，如何在这些条款中，为汉国争取更多隐形的优势和长远的利益。
只能说，崇祯皇帝犯下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而张永思也犯了。
他下意识的以为明国的皇帝也跟汉王一样，能够在自己的国内说一不二，一言九鼎了。
他显然是低估了明朝内部，尤其是那些远离实际政务、却掌握着巨大舆论力量的清流言官和太学书生们的“能量”了。
他显然对明国的官场并没有那么清楚的认知。
又或者说，汉国那一贯以实用主义之上的环境，的确有时候很不能理解明国这种已经恶劣到属于“抽象”的政治环境了。
随着“朝廷欲与髡贼和谈”的消息，在北京城的官场和士林中传播开来之后，便立刻如同在一锅滚烫的热油锅中滴入了一滴冷水。
瞬间炸开了锅！
首先发难的便是都察院的御史和各科给事中们。
这些言官向来以“风闻奏事”、纠劾百官、维护纲常为己任，平日里便是无礼也要搅动三分风云，此刻更是找到了彰显其“气节”与“忠义”的绝佳目标。
一时间，弹劾温体仁和各位大臣的奏疏如同雪片般飞向通政司，顷刻间便堆满了崇祯的御案。
“陛下！汉国僭越称制，形同叛逆；侵我疆土，害我百姓；此乃不共戴天之仇！焉有与之和谈之理？
此议一行，国体何存？天威何在？！”
“昔日嘉靖朝，拒俺答于国门之外，虽京师震动，然气节不改！
今髡贼之势，岂堪比俺答？竟欲行和谈苟安之策，臣等泣血上陈，万万不可！”
“主张和谈者皆为奸臣！乃为虎作伥，卖国求荣之辈！请陛下明察，将此等奸佞流放三千里，以正视听！”
“如今唯有倾全国之力，扫穴犁庭，方显我大明赫赫天威！和谈即国耻！”
奏疏中的言辞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比一个尖锐。
仿佛谁的声音更大、态度更坚决，谁就更忠于大明，谁就更有士大夫的气节。
他们将复杂的军国大事，简化成了“战”与“和”的道德选择题，任何主张务实和谈的官员，都被他们打上了“怯懦”、“无能”、“奸佞”的标签。
这股风潮迅速从言官蔓延至国子监和京城的各大书院。
那些年轻的学子们本就是热血沸腾的年纪，十分容易被鼓动，又在一些有心人或单纯被“忠义”激情感染的师长同窗影响下，也开始聚集议论，抨击时政。
“我泱泱大明，岂能向海外蛮夷低头！”
“听闻那汉使就在会同馆，我等当联名上书，请诛逆贼！”
“阉党之后，又有髡贼之患，国朝多艰，正是我辈读书人挺身而出之时！”
“国家养士二百年，正是我辈报效君父之时！！！”
一时间，北京城内暗流涌动，各种抨击和谈的揭帖、传单悄然散布，士林清议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浪潮。
甚至已经开始有零星的太学生试图直接杀到会同馆前“示威”，虽被五城兵马司的兵丁驱散，但造成的舆论影响已然扩散。
面对眼前再次堆积如山、却几乎全是激烈反对和谈的奏疏，以及耳边传来的关于士林清议沸腾的消息。
崇祯皇帝那刚刚因为可能获得的喘息之机而稍有缓解的心情，便瞬间再次沉入了谷底，变得焦头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