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7月2日，经过两次推迟之后，波士顿华人黄美堂意外杀人案终于开庭。
按照马萨诸塞州的司法体系，意外杀人这种重罪，必须由马萨诸塞州的高等法院进行审理。
在此时，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普通法系中，导致他人死亡的非正当行为——包括过失致死、施工疏忽致死等非自愿过失杀人罪，皆属于重罪。
即使被告声称纯属意外，只要检方认为存在重大过失或者非法行为，即可构成可诉罪名，须由高等法院审理。
而高等法院则是马萨诸塞州唯一对重罪案件提供12人陪审团审判的初审法院。黄美堂案件涉及命案，必然会要求陪审团。
有意思的一点是，波士顿市属于萨福克县，所以，该法庭真正的名字叫做萨福克县高等法院，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的法院街的老法院大楼。与另一种著名的萨福克县监狱相邻。
早晨十点，萨福克县高等法院门外，高耸入云的梧桐树撑起一片巨大的阴凉，黑影笼罩在肃穆的大理石墙壁前，更显得法院庄重肃穆。
黄美堂案从开始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这个华人的洗衣店工人在意外之下介入了爱尔兰人在华人餐馆的争执，并导致后者的死亡。
经过法医的勘验，那位死去的爱尔兰人是因为太阳穴撞上硬木犄角的铜皮包角导致死亡。
福萨克县地方检察官霍勒斯·巴雷特向法庭起诉，要求以“非自愿过失杀人罪”判处黄美堂绞刑。控方提供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词，死者的尸检报告等。
此刻，爱尔兰裔检察官巴雷特先生就坐在法庭的控方席位上，一脸严肃。
针对检方的控诉，被告律师容闳则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此案中死者的死纯属意外，黄美堂只是正当防卫。对死者死亡这个事实，既没有预见，也没有行为助推。所以黄美堂应该被无罪释放。
开庭之前，法庭里坐了满满当当的人。哈佛法学院派出了庞大的队伍参观该案的庭审过程。刑法教授詹姆斯·布拉德利·塞耶，亲自率领15位由哈佛法学院老师和学生组成的司法观察队伍坐在堂下。
而坐在堂上主审法官位置的是爱德华·豪，他是新英格兰的老派绅士，素以程序至上著称。他深知，此案已经超脱个案，成为检验马萨诸塞州法治成色的试金石。
在筛选陪审团成员时，法官就剔除了所有签署过任何反华请愿书或者隶属于爱尔兰劳工协会的人。同时，法官也警告媒体，禁止记者渲染华人危险论，违者以藐视法庭论处。
法官还亲自监督证据的交换，确保检方不得隐匿有利于被告的证词。
而坐在陪审席位上的12名陪审员，昨天就隔离于法院东翼大楼。他们来自不同阶层，但却共同拥有时代的偏见。既坚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又承认一个事实，“如果此案死的是华人，自己不会感到任何愤怒。”
庭审开始了，地方检察官巴雷特的策略清晰而冷酷。
他承认死者汤姆先动手，但却马上强调，“黄美堂本可以退避，却选择了升级暴利，这是致死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接着，检察官在起诉书中反复使用“外来者”，“社区威胁”等词，向法官及陪审员暗示此案关乎白人的劳工安全。
轮到检方证人出场时，检察官没有安排目击证人第一个出场，而是请出了汤姆年迈的母亲。
这位爱尔兰裔的老妇人在法庭上的啜泣之声，一度让整个法庭安静的针落可闻。
而轮到辩方律师这里，容闳没有回应悲情的控诉，而只做了三件事。
第一，通过罗伯特的证词、华人餐馆的其它见证者，以及物证情况，还原了案发当时属于连续性防卫的真相。
第二，委托哈佛法学院的法医重新鉴定了死者的酒精浓度，并还原了餐馆的家具摆放。
他甚至搬来了一个镶嵌铜角的厚重木桌，在法庭上还原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第三，容闳收集了死者之前屡次违反治安规定，向华人寻衅滋事的过往历史，以及诸多辱华言论。
容闳目的就是重建，当时无可辩驳的时间线与物理事实。
针对检察官的控诉，容闳就只说了一句话，“法官大人，陪审团的各位先生们，如果法律只保护白人的恐惧，而不保护华人的生命。那么《独立宣言》也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说着话，容闳看向陪审团的席位，从容不迫地审视着那12位陪审员。他知道，要想赢得这次审判，必须先击碎他们脑中关于华人的偏见。
正义尚未降临，但雷霆已在云层中蓄势……
与此同时，从6月末开始，一则赌票消息就在纽约与波士顿的街巷间开始流传。
“黄美堂案结果赌票”已经正式在场外市场挂牌。
该股票由匿名的财团发行，代表黄美堂案将判处无罪的YES债券，初始赔率1比3。
而押注萨福克县高等法院对华人黄美堂非自愿过失杀人案的判决结果为有罪的NO债券，初始赔率为1比0.5。
这份股票史无前例，因为它将司法判决证券化。起初，纽约的地下经纪人和赌客们，对这张赌票嗤之以鼻。
“一个华人杀了人，还指望脱罪，真是做梦！这钱不赚白不赚。”很多人在买进NO债券时，就是这么说的。
司法赌票的消息也瞬间传遍了百老汇、下东区和唐人街边缘的酒馆。码头工人赌徒和小业主们蜂拥至各地的台球厅，大量买进NO债券。
临时柜台前，人们一边买进一边喊着，
“该死的中国人，他们就是纽约下水道的老鼠，我押他们会被吊死！”
“给我十张no！”
“我要50张，我押他一定会被送上绞刑架！”
“那些黄皮猴子连英语都不会说，法官看他一眼都嫌脏！”
……
没有人相信YES债券会赢，在纽约人的眼中，华人就是苦力，而苦力就是低等种族。
1882年《排华法案》的威力犹在，今年的升级法案更甚。报纸常年描绘华人“阴险狡诈，道德败坏！”
所以，一个洗衣工敢杀白人？不管真相是什么，他都必须、也必然会，必死无疑！
总之，股票发行之后no债券极其抢手，而yes债券成了下城区街头巷尾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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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波士顿局面，则稍有不同。
由于哈佛师生的进驻，题已经保持了高度关注。另外，这起案件也吸引了一部分标榜进步的律师，废奴运动的遗老，以及华人社区的高度关注。
当赌票的消息传来，《波士顿环球报》在报道案件开庭的社论部分，专门评论了这个事件，“当正义已经被标价出售，我们是否沦为赌徒？”
一部分人出于道义买入了yes债券。而华人社区则集资了2000美元，全员购入了yes债券，算作对自己同胞的支持。
在波士顿，no债券的销售依然火爆，但却不是像在纽约一样的一边倒。
另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没有出庭或者购买赌票，但却以自己的方式开始关注该案件。
路西·斯通，是合众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权活动家，他是新英格兰女权运动的精神领袖。
斯通夫人不仅是要求女性选举权的先驱，更是废奴主义者、种族平等倡导者与司法公正的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