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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年，也就是1100年，赵宋王朝正式改年号“建中”。
老实说，赵俣不喜欢这个年号，“建中”，听谐音，有点“贱种”的意思。
好在，这注定了只是一年多的过渡年号，赵俣只要忍到向太后过世，就可以把它给换掉，然后彻底开启真正属于自己的统治时期。
蔡卞很效率。
年前，包括司马光在内的那十三个人，就被蔡卞定了罪，铁证如山。
从这十三个人家，仅金银就查抄了近千万贯，田产查抄到了多达一百多万亩，有些人家，甚至就连家仆都是人人锦衣金带，其中一人家里更是抄出来了三十几个没奈何（也就是五十斤一个的银球，甚至还有五十斤一个的金球）。
拿到这个结果之后，赵俣将清单扔到了一直在为司马光等人辩解的大臣面前，质问：“这便是尔等所言的君子，一心为我大宋？”
面对这样的结果，一时之间，谁敢再为司马光等人辩解？
其实，说老实话，司马光真有点冤枉。
他家抄出来的钱财田产并不算特别多。
但架不住他的亲族仗着他的权势，横征暴敛，积攒了大量的财富。
关键，蔡卞将司马光和另外赵俣精挑细选出来的十二个大贪官一块查，他们的财富总和加到一起，可不触目惊心吗？
蔡卞当即请求，加大治理贪腐的力度。
很显然，新党这是准备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清算旧党。
在赵俣看来，赵宋王朝现在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冗军的问题，而是冗官的问题。
为防止武将专权，从赵匡胤时期起，赵宋王朝就推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官的地位被拔得极高，导致官僚队伍恶性膨胀。
像赵匡胤时期，赵宋王朝全国上下一共就只有两三千个官员。当时，官僚体系精简，中央设三省六部，地方以州县二级制为主，也能治理天下。
到了赵光义时期，官员的数量就翻了一倍。而且，科举每科录取人数从赵匡胤时的十到三十人增至二百到三百人，整整翻了十倍，开后世“恩科”先河。
到了宋真宗时期，这每科录取人数就涨到了约五百人。
到了现在，每科录取人数已经达到了一千人。
其实，科举的问题还不算大。
真正的问题是，中高级官员可荫子孙、亲属，如宰相可荫十人，导致“一人入仕，子孙亲族俱可得官”。
为了安置冗余官员，从宋真宗时起又设“提举宫观”等虚职，当时此类闲官就已经占官员总数的百分之十。
这些积累下来，到了宋真宗时期，赵宋王朝的官员就达到了一万两千多人。
到了宋仁宗时期，又翻了近一倍，赵宋王朝的官员高达两万一千多人。
宋神宗时期，进一步达到了两万四千多人。
而到了现在，由于党争等因素，官员已经快四万了。
——新旧党争中，每一方上台都大规模清洗异己、安插亲信。例如：新党执政时，旧党官员被贬或闲置，但保留俸禄。
现如今，赵宋王朝官员的俸禄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赵宋王朝收上来多少税收，能扛得住这个财政黑洞的消耗？
为弥补财政缺口，之前朝廷只能加重赋税（如“方田均税法”被扭曲为敛财工具），激化社会矛盾。
更让人无语的是，官员的数量翻了几十倍，工作效率反而变得更低下了。
现在是，官员实际职务（差遣）与本官品级脱节，形成“有官无权”或“有权无官”的怪象。
这导致官员互相推诿、因循守旧，没有多少人干正事。
苏轼给赵俣上的奏章中就严厉批评这种现象，称之：“今之官吏，不敢行一事……”
还有就是，寒门士子通过科举入仕的机会被挤压，大量有才之士因党争或荫补制度无法晋升，寒门士子入仕受阻，“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科举理想破灭，而荫补官员占据高位，形成“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虚假繁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已经不是短时间就能彻底解决掉的问题了。
但有一桩好处就是，赵俣不怕收拾这些贪官收拾得太狠了，就无人可用。
这么说吧，就赵宋王朝现有的官员，都够把那些贪官换几百遍了。
而且，赵宋王朝还在搞科举取仕，荫补制度也还在大行其道，另外赵宋王朝还有太学，大量的太学生在那排队等着当官。
在这种情况下，赵俣支持治理贪腐，不仅不会有人阻止，那些等着拿到实权一展其政治抱负的官员，更是恨不得举双手双脚赞成。
所以，赵俣大手一挥，继续……
得了赵俣的圣旨，新党人士那是撸起袖子大干特干。
不过，有一点赵俣卡得很死，那就是空出来的这些岗位，赵俣可没有给谁谁谁的亲信，而是给了赵俣和张纯挑出来的人才。
换而言之，借着新党清算旧党，以及治理贪腐，赵俣将大量有能力的官员提拔起来。
当然，因为这段时间主持治理贪腐的是新党，近期上岗的有能力的官员，大多是新党。
对此，赵俣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只有这样，新党才有大力整治贪腐的干劲。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量的赃款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朝廷。
赵俣力排众议，先支付了拖欠日久的军费，包括之前朝廷欠下的有功将士应得的赏赐。
这使得整治贪腐的行动以及赵俣本人得到了军方的大力支持。
另外，赵俣也开始支付拖欠官员的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