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说句不好听的，鬼佬后面能够跟远东大搞经济合作，就是自以为保留日本跟新加坡这两个关键来制衡远东。
于是乎从1860年开始，长崎、横滨和神户的港口上，蒸汽吊臂日夜不停地卸下从世界各处运来的机器，鬼佬工程师的身影越发频繁。
当第一批近代化工厂在日本的土地上拔地而起，烟囱里冒出的黑烟跟长崎郊外窝棚一样的贫民窟交相映衬，构成了一种光怪陆离却又真实存在的近代化景观。
这些变化不只是改变了日本的经济，更深刻地改变了日本的社会结构。幕府为了应付鬼佬的要求和支付巨额赔款，以及内部镇压消耗，开始滥发劣币，导致物价飞涨。
加上远东这个庞然大物对粮食的需求抽干了南洋的粮食，抬高了粮价，大阪的米价在半年内翻了几倍，江户的市民在天寒地冻中排队抢购粮食，抢着抢着就变成了暴乱。
农村的情况更糟，因为大量的进口工业品冲击了传统手工业，农民手里的土布卖不出去，税收却一分不少，交不起税的农民把地契扔给地主，全家人背上行李往城里跑，然后在城里的贫民窟里发现城里也一样找不到活路。教会他们不要对鬼佬的工厂主有任何一点的幻想。
1862年冬天，大阪的平民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暴乱，数千名失业的工匠和绝望的贫民砸开了米商的仓库，把囤积的米粮一袋一袋地扛出来抢夺一空。
幕府的奉行所派兵弹压，兵士们举着刀枪冲进人群，但暴民太多，刀砍钝了，枪打空了，最后兵士自己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
外部冲击压垮了幕府的经济基础，也撕碎了幕府最后的权威遮羞布。鬼佬需要的不是一个会讨价还价的幕府，而是一个能彻底倒向自己的日本政府。各国都在扶持自己的代理人，日本被各方势力的绳索同时拽住四肢，向不同方向拉扯。
幕府在鬼佬面前节节退让，每一次签订新条约都意味着放弃一部分主权，日本人对德川家的敬畏在一次次屈辱中被消耗殆尽。尊王攘夷的思想开始抬头。
这种思想的逻辑并不复杂：幕府已经无力抵抗外夷，与其让德川家继续在江户城里当一个越来越丢脸的傀儡，不如把天皇请出来，用天皇的名义驱逐所有的洋人，恢复日本应有的尊严。
最早提出这些主张的是年轻人，他们在被迫开放的港口码头接触到广州走私来的报纸和杂志，翻译成日文后在各地秘密读书会上流传。
《通时》和《觉醒》的报道告诉他们，远东可以在正面战场上击败欧洲鬼佬，不需要仰人鼻息也能建立自己的近代化军队和工业体系。
兴汉军拒绝承认藩属的消息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引发了巨大的震撼。有人愤怒，认为兴汉军忘恩负义，忘了日本在明朝时一直遵从朝贡尊天朝为上国，虽然那跟兴汉军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但更多的人开始反思，如果兴汉军摆脱清妖也能富强，那日本为什么不行？这种反思在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像一颗种子，落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里，开始慢慢生根发芽。
谁是日本的“清妖”？
窃据者就是！
野牛在美洲掀起的风暴也影响到了地球另一端的日本。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之后，那些在本土的美国商人开始收缩业务，变卖工厂、仓库和码头设施，把资金撤出本土或转移到外面。
大部分当然是回去了欧洲，但别忘了这边也有美国的资产，所以自然吸引一部分资产转移，他们当中有种植园主、投机商、退役军官，还有少数抱着复国梦的。
这些人对远东的仇恨不需要任何掩饰，在他们看来，野牛背后站着的是远东的军火贩子，美国的毁灭是远东一手策划的。
他们一面在日本的酒馆里跟荷兰人和英国人碰杯咒骂林远山，一面偷偷摸摸地联络那些同样被兴汉军赶出故土的清妖余孽，试图拼凑出一个针对远东的复仇联盟。
1862年野牛遇刺身亡后，自由军内部经过短暂震荡，在野牛的自由宣言跟新野牛率领下重整旗鼓，而一部分参加过自由军的日本劳工选择了回国。
他们回来的时候没有带兴汉三式步骑枪，但他们带回来的东西可能比枪更难处理。每个人都带回来一个白人老婆，是野牛当初在旧金山分配给他们作为“自由凭证”的战利品，这些白人女性跟着他们远渡重洋，现在站在日本的码头上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这些自由军退伍兵怀里还揣着自由军发的遣散费，数额不大，但在日本的乡下足够买几亩地或者开一间小作坊。
更重要的是他们心里揣着某种比钱财更难量化的东西，他们在美国杀过人，见过血，受过正规的步兵训练，学会了如何在战场上做出决策并为这些决策承担后果，组织力就不同。
他们见识过白人是可以被击败的，见识过奴隶制度是可以被推翻的，见识过一个土著和一群劳工组成的军队如何在三年之内摧毁了整个美利坚合众国。
他们回来后面对的是一个要求他们向藩主磕头、向幕府缴税、向天皇山呼万岁的封建秩序。
在这个秩序里，他们被重新划归为“町人”，要低头走路，要跪着说话，要安分守己地过完被安排好的一生。
这可能吗？
他们做不到。野牛教会了他们自由，那是比任何都珍贵的思想。
但是这些人被鬼佬打压，美国残余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英法荷兰这些白人也痛恨歧视他们，幕府更是将他们看作危险分子。
这些人反而因为这些被迫团结起来，退回到山村里安顿下来之后，开始用他们在自由军里学到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小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