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州这边，廖景程严格执行命令。他深知骆秉章的幕僚前来，未必没有借机观察兴汉军虚实的目的。
因此，他虽以礼相待，却绝不允许其随意走动，仅安排其在护卫陪同下，在永州城内固定的市井区域活动，使其能感受到兴汉军治下的秩序与民生恢复情况，但绝不让其接触任何军事布防和核心区域。
五天后，得到明确回复的幕僚，怀揣着那封看似轻飘飘、实则重逾千钧的密信，再次冒险踏上归途。
这封信是信物，是林远山的承诺，虽然也是潜在的“罪证”，但只要不被清廷截获，便是他日后的保命符。他沿着湘江小心翼翼返回，沿途所见，更印证了来时对太平军根基不稳的判断。
当他终于安全返回长沙，将路上情况说了一下，等到密信呈给焦灼等待的骆秉章时，已是精疲力尽。
骆秉章一边听着，一边默默计算时间，忽然苦笑着对幕僚说：“五天？算上你来回路途，那林远山……他此刻，恐怕不在永州或者桂林，是在南宁，更可能是在远离前线的广州坐镇。看来，他根本未将湖南眼前的危局视为头等大事，或者兴汉军内部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仔细验看火漆封印，确认无误后，方才拆开。看完信的内容，骆秉章更是长叹一声，语气复杂难明：“唉……兴汉军，这是根本没把老夫当作必须争取的筹码啊。在他们看来，几份报纸、几本杂志，或许比我这巡抚的投诚更能动摇湖南的根基。可悲，可叹，但……恐怕他们是对的。”
幕僚有些不解，询问他离开这几日是否发生了何事。骆秉章颓然靠在椅背上，声音带着一丝沙哑：“你不知道，这几日，城内一些得知兴汉军消息、看了那些报刊的士子、商人，甚至一些小有家资的乡绅，都已开始变卖产业，举家南迁，往永州、往广东去了……人心，已经散了啊。”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幕僚已然明白。连这些本该是朝廷统治基础的读书人和有产者，都开始用脚投票，选择投奔兴汉军，这足以说明，兴汉军所占据的“民族大义”与“希望秩序”的高地，产生了多么强大的吸引力。并非所有人都甘愿陪着这艘注定沉没的破船一起殉葬。
幕僚看着骆秉章瞬间仿佛苍老了许多的背影，心中了然。这位巡抚大人此刻的颓唐，不仅源于兴汉军的轻视，更源于他自身深刻的困境。
他已被“大清巡抚”这个身份牢牢束缚，若他只是个普通士人、商人，恐怕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看这大清……是真的要完咯。”骆秉章望着窗外暮色，发出了一声悠长而绝望的叹息。
这叹息声中，有对过往信念崩塌的无力，有对自身命运的迷茫，也有一丝在时代洪流裹挟下，不得不随波逐流的认命。
谁能想到今天？
……
当镌刻着汉唐风骨、神采飞扬的“龙元”正式从造币厂流向市场时，林远山深知，这仅仅是金融战役的第一步。
铸造出精美的银元容易，但要让它取代市场上流通已久的墨西哥鹰洋，成为百姓信赖、商人乐用的硬通货，进而构筑起兴汉军独立而稳固的金融体系，则需要更为精密的布局。
兴汉军政权的信誉，使得龙元在官方层面得以与鹰洋一比一标价兑换。但对于市井小民而言，购买一斗米、一尺布，动用价值不菲的银元实在不便，他们的日常生活仍离不开铜钱。
而想要让掌控大宗货物贸易的商人们也心甘情愿地接受龙元，则更需要实打实的利益驱动和流通保障。
对此，林远山早有筹谋。在规划铸币之初，他就明确了核心原则：想要取代鹰洋，龙元的出货量必须足够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其成色必须稳定且优于或至少等同于鹰洋；其形制必须统一，价值必须长期稳定、保值。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坚不可摧的信用，让人们自发地选择持有和使用。
而不是跟咸丰这个傻子一样，真觉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以为凭一纸命令就强行规定币值，最终导致财政崩溃、民怨沸腾的蠢行。
于是，戒备森严的铸币工厂内，蒸汽锤日夜轰鸣，实行三班倒制度，合格的龙元如同流水般被生产出来，存入兴汉军掌控的金库，蓄势待发。
与此同时，林远山亲自操刀，在《通时》、《觉醒》等报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深入浅出的文章。他以犀利的笔锋，剖析咸丰滥铸“当百”、“当千”大钱的本质。
而在街头巷尾，酒楼戏院，关于这些的讨论也就越来越多，
“这狗日的咸丰真他妈冚家铲，这分明就是明抢！大家想想，那些有钱的老爷们，谁家不是藏着大把的银元宝？
手里主要攥着铜钱的，不都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吗？狗鞑子这么干，简直就像是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硬生生抢走我们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啊！”
“他妈的报纸上都说了，北边都已经到了两千五才能换一两银子，去晚了就更贱了。”
“杂志上说了，铜钱这东西，值多少钱，得大家认才行，这就是信用。现在鞑子自己不要信用了，拼命地铸那种不值钱的大钱，结果就是铜钱一天比一天贱，东西一天比一天贵！这说明啥？
说明鞑子说话不算话了，它的钱没人敢信了！我们要是还死死抱着那些不断贬值的铜钱，那就好比是捧着冰块，眼睁睁看着它化成水，家里的那点积蓄，说没就没了！”
这些文章引发的思潮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兴汉军治下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和恐慌。百姓们如梦初醒，纷纷涌向官方设立的兑换点，急切地将手中那些前景黯淡的清铜钱，兑换成相对保值的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