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接过单子例行公事地核对。
当她看到“寄款单位”一栏时，动作突然停住了。
“《人民文学》杂志社？”她扶了扶眼镜，惊讶地打量着林知秋：“同志，你是作者？这是稿费？”
林知秋一愣，取个钱还带查户口的？
他点点头：“对，写了篇文章。”
没想到这一点头，工作人员态度立马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哎哟！作家同志啊！”她脸上瞬间堆满笑容，手脚麻利地办起手续，一边还热情地说：“真了不起！这么年轻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了！”
这嗓门不小，旁边排队的人都看了过来，眼神里带着好奇和羡慕。
林知秋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含糊地说：“运气好，瞎写的。”
“太谦虚了！”工作人员动作更快了，语气格外亲切：“能上《人民文学》哪是瞎写的？我家小子要有你一半出息就好了！”
这年头，作家的社会地位还是很高的。
这其实和华夏民族几千年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一脉相承。
在“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里，“士”也就是读书人，始终排在首位。
别说现在是七十年代末，就算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甚至在九十年代、新世纪初，在很多普通人心里，一个每月挣五千块的作家，其社会地位和受尊敬程度，可能也比一个月入五万的商人要高。
这种对知识和文化的尊崇，是刻在骨子里的。
“手续办好了，同志你在这里签个字。”
工作人员把一张单据推过来，指着需要签名的地方，语气格外客气。
林知秋签好名。
只见工作人员打开带锁的抽屉，从里面数出八张崭新的大团结，又数了一些零碎的纸币，反复清点后，才郑重地双手从窗口递了出来。
“八十九块，同志拿好了，路上小心。”这服务态度，跟刚才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林知秋把钱揣进内兜，走出邮局时心情特别好。
这感觉，比后世银行卡里多几个零还爽。
林知秋揣着刚取的八十九块巨款，走路都感觉脚下轻飘飘的。
路过新华书店时，他本来想想进去买本最新一期的《人民文学》，脚都迈到门槛边了才猛地想起来，今天才十几号，离二十号杂志发行还差几天呢！
“差点白跑一趟。”他拍拍脑袋，转身往家走。
刚进胡同口，就看见张桂芬同志已经在院门口伸长脖子张望了，那架势活像在等什么重要人物。
“知秋，回来啦？”
一见到他，张桂芬眼睛一亮，快步上前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几乎是把他拽进了屋。
一进屋，张桂芬就伸出手，眼巴巴地看着他。
林知秋很有眼力见地把户口本和那一沓钱全都递了过去。
张桂芬接过钱，坐在炕沿上，蘸着唾沫星子，把八张崭新的大团结翻来覆去数了好几遍，每数一遍脸上的笑容就加深一分，到最后嘴都快咧到耳根子了。
林知秋在一旁默默吐槽：没想到老妈还是个隐藏的财迷！
数够了，张桂芬却出人意料地把钱又塞回林知秋手里：“你自己挣的钱，自己收好。你现在大了，用钱的地方多，以后娶……咳咳，以后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她及时刹住了车，没把“娶媳妇”三个字说出来。
林知秋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