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蒂通话四天后，就是戊子鼠年的除夕。
今年，郑钱早早给家里打了电话，没办法回家过节。
一方面是因为手头确实工作繁多，既要做前往柏林与加州的各项准备，又要抓紧时间完成《摄影机》的后期，还要时不时关心另外三部短片完成情况，郑钱真的已经忙到四脚朝天了。
另一方面，虽然他来到这个时代已经快四年，但始终与过去有一层淡淡的隔膜。这种隔膜不是视而不见，或者他举着手向天上大喊‘过去的郑钱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是新郑钱’就可以轻易消弭的。唯一能让它消失的，大概只有时间。
前几次他回家过年时就表现的有些拘谨，家里人只觉得因为他上了大学，性子沉稳了，并不以为异。
今年柏林电影节的入围名单帮了大忙。
知道他要准备‘为国争光’的大事，家里不仅不催他回去过年，反而连夜打来了十万块的‘压岁钱’，让他好好捯饬一下自己——这点隐晦的关心就让那层隔膜消融了几分——郑钱看着账户里多的十万块，虽有些哭笑不得，却并未还回去，只是让栗娜提前准备，如果《沉默的孩子》在柏林拿了奖，就安排父母来欧洲游玩一圈，用‘公款、奖金与福利’的名义。
与他相同，栗娜今年也没有回家。
用她的话来说，‘做着拿几十万年终奖的工作，不敢有自己的时间’。郑钱倒也没有矫情到硬逼她回去过年，只不过初一一大早，就给她塞了一封厚厚的红包。
栗总大悦。
初二，左娜也回公司了。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郑钱心疼的摸了摸自己的钱包。
“因为不差钱儿。”
左娜的回答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什么意思？”
“今年的春晚，我看赵半山的那个小品‘不差钱’，听到小损样儿说的那句话，‘眼睛一闭一睁，一辈子就过去了’……立刻就想到了年前那次开会你说过的，人生短短百年，只有三万六千五百天……顿时没心思继续在家睡懒觉了。”
左律师言辞诚恳，引用的领导发言令人深省。
郑钱捏着鼻子，给她也塞了个大红包，只不过厚度比栗娜少了一半。
到了初三，三部短片的导演与日暮隆之也前后脚回了公司——前者是来交几部短片的粗剪内容与部分精简片段；后者则是刚刚从岛国回来。
前段时间，郑钱做《摄影机》后期的时候，就安排日暮回了一趟岛国，联络日暮在那边的一些老朋友，一方面准备给《摄影机》做日语配音等工作，另一方面看能不能找到愿意合作的影院——如果这部电影能按前世的节奏发酵起来，就再好不过了。
“——我按你说的，去新宿、池袋等地方都咨询过了。”日暮带回来的消息称不上乐观：“虽然我强调自己是这部片子的制片人，但大部分人对主创都是华人的片子还是抱着一些疑虑……总归话都没有说死，大家还是愿意看看成片的情况。”
这大概算郑钱进入牛年后收到的唯一一条不算好消息的消息。
初四，也就是一月二十九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