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八月，同样热得让人发昏。
圣日耳曼大道117号的公寓里，窗户都开着，但没什么风，窗帘一动不动地垂着。
莱昂纳尔坐在书桌前，衬衫袖子已经卷到了肘部。
桌上摊着三封信，还有一叠英国报纸。报纸是从伦敦寄来，邮费不便宜。
桌上的信除了来自诺曼·麦克劳德博士外，剩下两封分别是柯南·道尔和「朗文」出版社的老板乔治·朗曼寄来的。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
诺曼·麦克劳德博士已经不再是《良言》的主编，《加勒比海盗》也不会继续在《良言》连载。
柯南·道尔新写的《波西米亚丑闻》被整个伦敦拒绝，“犯罪痕迹学”项目也停止了运作。
乔治·朗曼则表示《加勒比海盗》的“连续图画书”将不会在英国本土发行，但殖民地的销售会继续。
莱昂纳尔又拿起那叠英国报纸——《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晨邮报》《旗帜报》……
都是最近两周的，他快速翻看了一遍，主要是社论、评论、读者来信。
文章的措辞不同，但意思差不多：《加勒比海盗》腐蚀青年心智，削弱海军威望，是法国的“认知作战”。
有几篇提到他在弯镐酒吧帮穷人写信的事，但语气微妙——承认是善举，但马上又说这和作品的危害是两码事。
他翻到《帕尔摩尔报》和《星报》。这两份小报登了东区民众的采访。
码头工、缝衣女、学徒……他们说他是个好人，帮过他们。
文章还提到白教堂的请愿信，说那封信促成了供水改善。
莱昂纳尔放下报纸，现在他明白了。
《加勒比海盗》会引发争议，这本来就在他预料之中，一个法国作家写海盗戏耍英国海军，肯定会让一些人不舒服。
但通常这种争议会慢慢平息——只要作品够精彩，人们最终会接受，甚至把它当成经典。
诺曼·麦克劳德和乔治·朗曼敢冒险，就是基于这种经验。
但这次不一样，问题不在故事本身，而在故事之外。他在弯镐酒吧那几天的无心之举，现在成了关键。
他帮穷人写信，听他们诉苦，对那些人来说，他不是遥远的法国作家，是坐在他们中间的“詹姆斯·邦德先生”。
他俯身倾听，认真书写，走时还留下所有钱。
这种联系让伦敦的精英们紧张了。
一个外国作家，不仅写出畅销故事，还赢得了底层民众的真心支持，并统一行动起来了！
这比任何文学批评都危险。
所以他们行动了，不用公开禁令，不用法律诉讼。
他们让主编辞职，让杂志改变方向，让出版社自我审查，让合作项目终止。
安静，体面，有效。
莱昂纳尔站起来，走到窗边，街上人不多，巴黎的夏日午后，总是炎热而慵懒。
他想起了法国政府的做法——起诉，封禁，驱逐。闹得沸沸扬扬，反而让作家成了英雄。
雨果流亡英国，成了反抗专制的象征；左拉被起诉，作品反而卖得更好；自己也因为去年的诉讼，名声更上层楼。
但英国不一样，它不给你当英雄的机会，它会让你慢慢消失，在无声无息间。
你的作品还在，但没人能买到；你的名字还有人记得，但没人敢提起。
你成了透明人！这才是高明的统治艺术！
莱昂纳尔回到书桌前，看着那三封信——诺曼丢了工作，柯南投稿无门，朗文自我阉割——都是因为他。
他不能坐视不理，但怎么做？
他想了想，然后坐下，开始写信。
先给诺曼回信，让他别急着回约克郡，在伦敦等消息；再给柯南回信，让他继续写，稿子先留着。
最后给朗曼回信，语气平静，表示理解公司的决定，但保留后续合作的可能性。
写完三封信，他下楼交给邦雅曼先生，让他在邮差上门的时候寄出去。
回到公寓，莱昂纳尔走到衣柜前，开始收拾行李。
他要到伦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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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中旬的多佛港，海风带着咸味和煤烟味，天空是灰白色的，云层很低；绿色的海水始终翻滚着。
港口很忙。蒸汽船的汽笛声，吊装货物的链条声，海关人员的吆喝声，混在一起。
从法国加来港开来的渡轮刚靠岸，乘客正从舷梯上下来。
男人穿着深色旅行外套，女士撑着阳伞，提着行李箱。人很多，排着队等待检查。
海关检查站设在码头出口，是个木头搭的棚子，里面有几张长桌。
两个海关员坐在桌后，收取入境登记表格，偶尔会要求打开行李箱。
这个时代是自由贸易的顶峰时期，虽然已经有了“护照”，但基本形同虚设。
入境检查方面，英国比法国严格点，但基本不会真拦下谁。